1983年我從北大畢業。家住美國加州埃爾森徹（EL　CENTRO）的二伯問我需要什麼幫助，我毫不猶豫地說：“給我買臺好相機。”以後，我揹著這臺相機在中國政法大學教了四年書。直到一位北大校友將我推薦給新華社攝影部。

1986年底被新華社攝影部錄用後，我才知道，對我進行考試並決定收留我的攝影部主任徐佑珠也是北大校友。當時我向她表白我決心當中國的卡帕，可她冷冷地說：“現在我一臺相機也沒有，可我知道怎麼培養使用人。”就象“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一樣，如果沒攝影部老闆的知遇，就不會有今天的我。

1990年12月20日，我經伊斯坦布林、安曼輾轉進入巴格達。在金色屋頂的中國駐巴格達大使館，神態凝重的鄭達庸大使對我的冒然前來似乎並不歡迎。我能理解這位北大畢業生的心情，他公而忘私的自我犧牲精神正是魯迅引以自傲的北大精神。鄭大使必須為在伊拉克的每一箇中國人負責。自海灣危機以來，巴格達使館已組織成千上萬的駐科威特、伊拉克勞務人員經約旦撤回祖國。鄭大使鑽進掛著五星紅旗的賓士300匆匆而去，他正在為最後一批勞務的安全奔波。

巴格達使館屋頂已用紅油漆畫了一幅巨幅的五星紅旗，赤日當空，一絲風也沒有。為了求得大使同意我留守，我力陳我的四條理由：一、我是奉總社之命來採訪戰爭的，為任務理應堅守巴格達。二、我是攝影記者，其工作特點是親臨一線。三、在國內我搞了四年突發事件採訪，有應付危險的經驗。四、有老學長的幫助。我保證服從大使校友的一切命令，我想大使校友最能理解我所追求的精神。大概正是這種北大精尤的魅力，大使終於開了口：“你馬上去領一套防化服。”

在巴格達追蹤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為和平做最後努力，是我平生遇到的難度最大的採訪。攝影記者最大的挑戰是在恰當的時候抵達最恰當的地點，這全憑一流的通訊和交通能力。在北京我有BP機、無線電話和到處是朋友的臉，可在這裡我僅有兩手空拳。

就在我孤立無援之際，撞上了我的另一位北大校友、共同社記者河野澈。河野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後又到北大中文系進修。89年在北京跑過新聞，90年亞運會上為我拍的毛主席外孫配寫過文字。想不到在黑雲壓城的巴格達，我倆再次相遇。事後，河野告訴我，新華社播發的德奎利亞爾在巴格達機場的照片是各大通訊社中最漂亮的，日本用的全是新華的照片，為此共同社攝影記者還捱了批。其實，假如沒有河野校友告訴我德奎利亞爾行蹤，我根本無法及時趕到機場，快速突破警戒線，更不用說拍照傳真了。

1月14日，我正式接到撤出巴格達的命令。在巴格達薩達姆國際機場，我被伊拉克海關扣留，理由是我沒到移民局辦理合法離境手續，在我們最後撤出的七個人當中，我是唯一沒辦此手續的。就在這時，鄭大使的大手緊緊攥住了我，“我是中國大使，現在我擔保這個人出境。”大使一直把我拉上波音747的頭等艙，緊貼著他坐下，直到飛機起飛才鬆了手。這是我平生頭一回坐頭等艙，坐在我右邊的是數夜不眠兩眼通紅的中國大使，我再次感到魯迅自豪的“北大精神”。

以後，不論是在戰火紛飛的伊拉克邊境，還是一派和平景象的塞普勒斯，全能碰上北大的校友。

1月29日，我奉命由安曼飛尼科西亞，設法進入以色列。鼎力幫我的除新華社尼科西亞分社老陳夫婦外，還有一位素昧平生、畢業於北大經濟系的塞普勒斯使館經參處二秘小陸。小陸具有誠實、勇敢、樂於助人等典型的北大精神，他一直開車把我送上飛往以色列的小飛機，臨別時又告我一個令人驚喜的訊息：“中國駐塞普勒斯林大使也是咱們校友。”

3月1日，在開羅中國駐埃及使館的院子，我與久別的巴格達鄭達庸大使再度相聚，鄭大使摟住我連轉了三個圈，朝中國駐埃及大使大喊：“嘿！快來，這就是我告訴你的小校友。上了人民日報的小校友。可就是頭髮太長了，沒人民日報上的鴨子精神。”

更不可思議的是，3月15日重返巴格達一行六人，領頭的鄭達庸大使、武官曹彭齡、武官助理李天天竟全是北大校友。

當我們四個人聚在曼蘇爾附近一個大彈坑旁時，我猛然想起海明威的一句話：“戰爭中總有墮落的人，可還有哈佛畢業生。”

三十二、新聞檢查

88年新華社攝影部送我到湯姆森國際新聞培訓中心學習。筆試之後是口試，該中心主任鮑勃·希區克親自主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