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浪靜了。臨近一九五八年年底的時候，她決定回國，告訴她堅定而可靠的丈夫，他們的婚姻走到了盡頭。

鑄就成功（1）

（一九五九　——　一九六一）

桑塔格回國，裡夫到機場去接。他們擁抱。他們朝車子走過去。他車子尚未發動起來，她便提出了離婚。他們坐著，他們哭了。結束了。

裡夫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他是個比較極端的人，表現得就像柯爾律治筆下對參加婚禮的賓客述說著自己的痛苦的古舟子。他的內心似乎在滴血。哈佛大學的丹尼爾·阿倫教授花了一整天的時間來安慰他這位同事。裡夫在其弗洛伊德論著的後幾次再版中，都把桑塔格的名字從鳴謝名單中刪除了。

桑塔格二十六歲時從裡夫父母手上要回了六歲大的大衛，一九五九年元旦帶他抵達紐約。她記得，當時僅有兩隻箱子和七十美元。“我激動萬分。我就像《三姐妹》中渴望去莫斯科的艾琳娜一樣。心裡能想的就是紐約！紐約！”

在歐洲，桑塔格的博士論文沒寫多少。她向資助者全美大學婦女聯合會報告了這一情況，感謝聯合會對她的研究年所給予的支援，“對我來講，這是很有價值的一年，或許是我學術生涯中最珍貴的一年；”同時，也感謝她們對女學者的支援。她的博士論文“斷了的線頭得回過頭去接上”。她說要很快寫完博士論文，可她終究沒能完成。

獨自一人，桑塔格得馬上找個棲身之處（她在韋斯滕德街三百五十號一棟二居室小公寓住下），還得找份工作。頭半年，她在《評論雜誌》找到一個編輯的職位，生活得以支撐下來。她腦子聰明，長相漂亮，給那裡一位叫馬丁·格林伯格的編輯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格林伯格也清楚，這對桑塔格而言只是一個臨時性的活兒，她很快就要寫作，動筆寫第一本小說。藝術評論家希爾頓·克雷默有次來訪編輯部，格林伯格把桑塔格指給他看。克雷默一眼望過去，看到一個非常迷人的年輕女郎身穿居家棉布衣衫，就是他母親穿了洗碗的那種。單調卻別有風韻。儘管《評論雜誌》的編輯穿著並不時尚，但穿得還算講究，而這個引人注目的女人卻穿便裝。克雷默說：“這幾乎顯得有點兒矯情。”

從一開始，桑塔格就做著許多有志青年作家在紐約做的事情。她在“所有的派對、亂七八糟的派對”上游弋，尋找新面孔。偶爾，理查德·霍華德會陪她去。霍華德是一位集法國文學愛好者、翻譯家、詩人、評論家於一身的人，是一個在文學界玩弄權術、追名逐利之徒。他也是個同性戀，有著杜魯門·卡波特那樣的對競爭作出估計的能力。你還別說，羅伯特·吉拉德真拍到過他像卡波特那樣疲憊不堪的照片：霍華德四仰八叉，一隻紐約的“文學貓”，看上去卻要比卡波特兇猛，他似乎不那麼*，卻更狡猾，也更有自控能力。

對桑塔格來說，在紐約的頭一年半是充滿活力的，也是可怕的。她以《希波賴特之夢》為書名的小說進展迅速；她逐漸結識了許多紐約文人；她像其小說中的主人公那樣，在大都市穿街走巷，探幽攬勝。她得為大衛整個家，她得拼命幹活，養活兒子。她不願從裡夫那裡接受什麼孩子撫養費或離婚贍養費，儘管根據加州社群財產法，她有權得到這兩筆錢；她是在加州向當時在斯坦福的裡夫提出離婚訴訟的。她的律師對她講，他還從未碰到過一個代理人會放棄法律賦予的權利，但桑塔格在發表獨立宣言，她決心自己的事情自己辦。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鑄就成功（2）

一九五九——一九六0學年，桑塔格在位於布朗克斯維爾的薩拉·勞倫斯學院和城市學院找到了工作，教哲學。正如西蒙·克萊因——她在康涅狄克大學研究生院的一位朋友——所注意到的，這種折磨人的生活讓她時不時形容憔悴。但是，克萊因倒不妨引用阿爾弗雷德·切斯特說過的一句話：“試圖找到路，找到自己的路，吃點苦來苦也甜。”

為了得到指點，桑塔格找到阿爾弗雷德·切斯特和哈麗雅特·索姆斯。阿爾弗雷德一九五九年二月已從巴黎回到紐約，哈麗雅特那年夏天正好呆在桑塔格在韋斯滕德街的公寓。桑塔格為哈麗雅特接風。哈麗雅特記得自己“醉瘋掉了”，跳舞的時候摔倒在拼木地板上，臉朝下直挺挺地倒下，鼻樑骨都摔斷了。蘇珊立即把哈麗雅特送到聖路加醫院急診室，聚會就此結束。

為哈麗雅特接風標誌著桑塔格日後非常珍視的一場戀愛的戲劇性開場。哈麗雅特把蘇珊介紹給了瑪麗亞·艾琳·福恩斯，她是哈麗雅特在巴黎的情人，也是阿爾弗雷特·切斯特鍾愛的朋友，福恩斯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