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島嶼上”。換言之，他代表了純粹的文學寫作理念：“他勁頭十足地撰寫唐突無禮的評論，妄自尊大，嚇唬人——五六十年代許多年輕男性（以及極少數女性）都寫，目的是為了成名。”以下是摘自切斯特發表在《紐約書評》上詆譭約翰·雷奇《夜之城》的一篇評論：“段落寫得是如此粗俗、笨拙，藝術上是如此的板滯、凝重；雷奇是存心要靠*燒乾詩的最後一滴詩意，結果，他什麼都拿不出來，除了一鍋黑莓散文。”看完這篇評論，戈爾·維達爾稱切斯特是魔鬼——但也是大師，是“黑色藝術”的實踐者。正如奧齊剋意識到的，“每隔五年，一批文學新人就會茁壯成長，同樣地浸泡在勃勃雄心的慾望之中，同樣地因嫉妒而令人厭惡（或者受到激勵）。

切斯特與桑塔格關係惡化後，在給一個朋友寫信時，他厲聲喝道：“你竟敢說‘你的朋友S·桑塔格’？你這卑鄙小人，她是我的敵人！她是大家的敵人！她就是敵人！”

奧齊克的文章提到切斯特未完成的長篇——《腳》——已發表的部分時，間接地涉及到桑塔格。這個殘片包含了把他的文友寫進小說的內容。比如，保羅·鮑爾斯變成了彼得·普拉特。奧齊克也提到瑪麗·蒙黛，但沒有明確指出其生活原型，其實顯然是桑塔格，她的姓在德語裡指星期天。 奧齊克指出，在《腳》裡，瑪麗·蒙黛有個酷似她的人，同名同姓，也叫瑪麗·蒙黛。切斯特在信裡將桑塔格描寫成具有雙重人格者（高貴的文人和“玩世不恭的*”）。桑塔格後來寫了個題為《假人》（　“　The　Dummy　”　）的短篇，有著同樣大膽的構思：一個人有第二自我，別人能夠看到他在過一種生活；而同時，這個自我的原身可以過著完全是另一番模樣的生活。

一九七0年，切斯特在以色列去世。那些認識他的人對他有生動的記憶，因為他始終有稜有角，動輒大發雷霆。他從未變得老成過。奧齊克得出結論說，他一輩子“全心全意地奉獻給了文學”。

一九五八年，對阿爾弗雷德·切斯特和哈麗雅特·索姆斯來說，桑塔格似乎還是個純樸的少婦。但是，桑塔格已經在研究安德烈·布勒東及其超現實主義同仁；這些人對藝術家這個人物，即作品背後的創造者感興趣。他們為桑塔格提供了與瓦爾特·佩特和奧斯卡·王爾德之間的聯結；這些作家她在芝加哥的時候和內德·羅森海姆討論過，他們創造出一種與美學個性觀無法分離的風格。對布勒東來說，“作者與作品是捆綁在一起的，無法分開……藝術家的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他自己。”

在戰爭一結束的歲月裡，與生活在巴黎的其他美國人相比，桑塔格更深地浸潤於法國思想界和電影界。像諾曼·梅勒和詹姆斯·瓊斯這樣的小說家當然也與法國作家交朋友，並從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中獲益匪淺，但是，桑塔格實際上是惟一一個努力在那裡講著法國哲學家、小說家和影評人語言的美國人。她引發了法國思想界對美國大眾文化的興趣，並開始形成自己的美學觀，此觀點打破了由德懷特·麥克唐納和克萊門特·格林伯格這樣的美國評論家提出的雅文化與俗文化的範疇。六十年代，她動筆寫她那些標誌性論文的時候，把歐陸的複雜帶進了美國評論界，改變了思想和文化爭論的表達方式。她的前輩（如萊昂內爾·特里林和愛德蒙·威爾遜）將自己的視野侷限在文學、歷史和一般文化討論的範圍裡，而桑塔格則表現出對所有藝術門類的瞭解；這得益於她那訓練有素的哲學頭腦，這種頭腦為她所謂的“新感受力”而辯護。她把她討論文學經典的嚴肅認真勁兒也帶進對當代一些領域的討論之中。

但是，桑塔格著迷的法國風不只是思想層面的東西。恰恰相反，她看到了像路易·阿拉貢和安德烈·馬爾羅這樣的作家是在怎樣一絲不苟地潤色他們的形象並創造出一種神秘色彩的。在阿拉貢和布勒東這些作家身上，她看到了先鋒藝術家是如何吸收左翼政治，使得有關藝術家形象的一切看上去都是進步的、無畏的，儘管比如共產黨與超現實主義者之間斷斷續續的聯合是荒謬的，註定要化為泡影。這沒關係。那種想法，即藝術家立場鮮明、全面參與的純精神理念，讓桑塔格激動不已。於是，任何矛盾的、自我挫敗的行為一概可以諒解。

一九五八年在法國，桑塔格親眼目睹了一個由作家、思想家和電影人組成、對社會產生巨大影響的、關係密切的小團體。他們屬於精英階層，為她期待達到的狀態樹立起一個榜樣。儘管不斷與丈夫有書信往還，也能想象與他分享她遠在法國的時光，但是，她此時的婚姻生活，正如她後來所說的那樣，是太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