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變樣了，海瑞竟成了“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的“政治代理人”了。

吳晗根據自己幾十年的政治鬥爭經驗判斷道，這篇文章是有來頭偽，區區一個姚文元還不至於有這種歪曲事實的膽量。

這個有膽量的人就是江青。

1961年，《海瑞罷官》上演後一炮打響，受到廣泛的歡迎。62年江青開始一心一意地搞什麼京劇現代化、革命化，但不知該從哪裡入手。後來，她的主意有了。

她看到《海》劇很有名氣，如果從它入手樹立自己的“京劇革命”的旗幟，一定會取得廣泛的震撼人心的效果，這是別的劇所做不到的。

江青於是為這事忙碌起來了。她找到中宣部、文化部的四個正副部長，要求他們組織力量批判《海瑞罷官》，還聳人聽聞地說：“在舞臺上、銀幕上表現出來的東西，大量的是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東西。”大家聽了覺得奇怪和納悶，江青的欣賞力怎麼這樣的離譜，結果都婉拒了她。

江青並不氣餒，她已決心打不倒《海瑞》決不罷休。為此去找自己的老熟人康生，對康生說《海瑞罷官》跟彭德懷被罷官有關。康生應和道：“我也有同感，但現在的氣候還不宜提出來，現在人們關心的是吃飽肚子的問題，等過幾年再說。”江青只好作罷，但蛇總是要出洞的。

轉眼到了1964年底，見時機已到，康生還記掛著那件事，經與江青商量後，決定由他去向主席說。

康生見了主席，喧寒一陣後，康生就把話題轉向《海瑞罷官》，他說：“主席，不知你注意到沒有，據我看吳晗的《海瑞》與廬山會議有密切的關係。它貫穿著一個思想，為彭德懷鳴屈114冤，為彭德懷翻案哩！美化彭德懷，把他說成海青天。海瑞在戲中逼土豪退田，彭德懷不是叫嚷要我們准許農民單幹嗎？毛澤東愈聽神色變得愈嚴肅，但沒有說什麼。康生見主席不表態，心裡直髮虛，害怕自己因這一席話而象彭德懷一樣丟官。於是他不便久留，就告辭出來了，然後直奔江青處。

江青見康生來訪，急切地向：“怎麼樣？”康生說：“主席聽後不說什麼，我現在真有些擔心。”江青一聽跳了起來，擊著掌說：“哎呀，沉默就是同意嘛，你不用怕。以後看我的了。”

江青由於在北京碰過鼻子，因此這次救人幫助的時候，就不敢在北京找，而是跑到上海去，找來了張春橋、姚文元，向他們交待寫批判《海瑞》的事宜。兩人正恨不得有機會巴結第一夫人了，這送上門來的當然不會放過，答應了下來，具體由姚文元執筆。

1965年8月，姚文元經過九易其稿，終於完成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姚文元每改好一段都由張春橋夾在《智取威虎山》的錄音帶內，用飛機送到北京，“保密了七、八個月，”並約定對周恩來封鎖訊息。事後江青透露說：“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會扼殺這篇文章了。”他們甚至秘密得連毛澤東也不知道。1967年2月，毛主席在一次接見外賓時也曾經談到過：“開頭寫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們搞的。搞了交給我看。”

毛澤東看後，開始不同意，說沒有這麼嚴重吧。但江青並不罷休，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把張春橋、姚文元引薦給毛澤東，由他們進行遊說，中心強調《海瑞罷官》有問題，與彭德懷罷官有關。經他們油嘴滑舌的這麼一渲染、編造，毛澤東終於被說服了，並同意在《文匯報》上發表。

姚文元的文章出來，在全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大多數對文章持批評態度，並寫反批評文章投往《文匯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都不同意這種不講道理純學閥腔調的文章。彭真還下令，北京各報一律不準轉載，凡有關點名批判的訊息和報道，要向北京市委請示。

江青自姚文發表後，就坐鎮北京，觀察形勢動態。不久，她發現有點不妙，怎麼北京各報竟一點也不報道，平靜得連一點漣漪都沒有。當她打聽到內情後，即刻暴跳如雷，跑到毛主席那裡告狀，說北京各報封鎖姚文是有組織、有預謀、有步驟的陰謀。

在這種情況下，彭真只得同意北京各報刊轉載姚文元的文章，但強調指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凡提吳晗的名字都加上‘同志’”。

11月30日，《人民日報》轉載姚文元的文章，但嚴格定在學術範圍裡，所以把它安排在“學術研究欄目”裡，。同時還加了經周恩來同意的“編者按”。“按”語強調貫徹“雙百”方針，討論問題應“採取說理方法，實事求是，以理服人”的態度，“既容許批評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