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也覺得這時候把王、關丟擲去最合適。

正好這時有人提供新材料：1967年1月《解放軍報》發表的“宣傳要點”中，便已提出“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宣傳要點”的清樣上的親筆簽字是胡痴，另外還用鉛字排印著王力、關鋒、唐平鑄。當時王力正被毛澤東任命為中共宣傳組組長。關鋒主管《解放軍報》。這說明王力、關鋒早在1967年1月便已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罪責難逃。

於是把王、關的問題向毛澤東彙報，追究責任，便追到了王、關的頭上。江青、陳伯達、康生乘機溜了。毛主席同意從“中央文革”中“剝”去王力、關鋒。

其實最早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是康生，不過其老謀深算，改口道：請示毛主席，主席根本就沒同意過“軍內一小撮”的說法。不僅如此，康生連夜翻查王力的檔案，把王力定為“國民黨特務”，“五·一六”組織的黑後臺。關鋒也被定為“特務”。後來，倆人受到隔離審查，這是罪有應得。不過他們絕不會想到的是競會被自己的同夥以如此之罪名投進監獄

女皇江青借屍還魂

一夭，吳晗剛從外面開會回到家裡，妻子袁震就拿出昨天的《文匯報》遞給他。吳晗看了妻子一眼，覺得她臉色不對，忙問；“你不舒服嗎？”袁震說：“你看看報紙就知道了。”

吳晗開啟報紙一看，一行大標題《評吳晗新編歷史劇》跳入眼簾，作者是姚文元。吳晗帶著一種急切的心情仔細看了起來，看著看著，不禁眉頭一蹙。

文章寫道：“《海瑞罷官》這張‘大字報’的‘現實意義’究竟是什麼？”“作品產生的背景”是1961年“牛鬼蛇神們刮過的一陣‘單幹風’、‘翻案風’。他們要求恢復個體經濟，要求‘退田’，就是拆人民公社的臺，恢復地富農的罪惡統治。他們希望有那麼一個代表他們的利益的人物出來，充當他們的政治代理人，同無產階級專政對抗，為他們抱不平，為他們‘翻案’，使他們再上臺執政。‘退田’、‘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海瑞罷官》並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卑鄙，無恥！吳晗忍不住氣憤地罵道，重重把報紙摔在桌上。至此，他終於明白了妻子為什麼今天有些反常。

吳晗在屋子踱來踱去，在思考著，他的思緒重又飛回當初寫海瑞時的歲月。

那是1959年5月，有一位領導同志把毛澤東要求宣傳海瑞剛正不阿的精神，要找幾個歷史學家研究落實的事告訴了吳晗，並把毛主席怎樣對海瑞感興趣，怎樣向有關同志講海瑞故事的背景講給吳晗聽，希望他利用自己對明史比較熟悉的長處寫寫有關海瑞的文章。

毛澤東對海瑞感興趣的原因是由於57年反右，傷害了一部分人，58年“大躍進”浮誇風，“共產風”助長了瞞和騙的作風，不敢說真話成了一股風氣在黨內蔓延開來，這會嚴重地危害黨的事業。毛澤東就想透過宣傳海瑞的敢說真話的精神，為我們的幹部樹立一個榜樣。

吳晗接受了這個要求，不久寫成了《海瑞罵皇帝》一文，內容突出一個“敢”字，發表於6月16日《人民日報》上。之後又寫了《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等文章，都是按照主席的意見，宣傳海瑞敢說話，敢說真話的精神的。

至於《論海瑞》這篇文章，在將要發表時，儘管因聽到一位參加廬山會議的同志說，毛主席講海瑞，提倡的是真海瑞，而不是假海瑞；是左派海瑞，而不是右派海瑞而加上了一段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假冒海瑞的文字，但整篇文章從構思到寫作，都是在不知道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的情況下寫成的，而加上的這段文字又與全文毫不相干，完全是迫於形勢而加上去，並不是自己的本意。可以說文章仍然是與毛澤東的意圖相符合的，還是圍繞著敢於說真話這一中心來寫的，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至於彭德懷與海瑞除了“敢於說真話”這點外，也不是完全相象的，比如在“罵皇帝”這點上，兩者根本不應扯到一塊去。姚文元怎麼能這樣不顧事實說瞎話呢？

而《海瑞罷官》一劇，則歷七次修改而後成，其間還徵求了許多藝術家和朋友的意見，主題也由“退田”改為“除霸”。這怎麼能跟“單幹風”、“翻案風”聯絡起來呢？況且劇本上演後，主席很高興，在家裡親自接見了主演海瑞的馬連良，還請他一起吃飯，請他唱海瑞，並稱贊說：“好戲，海瑞是好人。”文化界、藝術界不少人也都稱讚寫得好，現在怎麼翻了個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