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

但是形勢的發展使得這種努力終歸化為泡影。

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同陳伯達、艾思奇、關鋒等談話，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毛澤東在四人幫一夥的欺騙下，接受了康生的看法。《海瑞罷官》直接具有了政治的性質。

隨後，江青如獲至寶，她利用這點，組織文章，發動了更大規模的批判，竭力歪曲事實，無限上綱，橫加罪名，造成了學術界、文化藝術界思想的大混亂。

吳晗對此雖有所準備，但仍感到震驚和意外，他感到一股洶湧的惡浪正向自己滾滾襲來。為了減緩衝擊的力度，吳晗於12月7日發表了《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一文，表示歡迎大家參加這次學術批評，多方面地發表意見，以便對過去長期沒有解決的若干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從而導致問題的解決。同時，他還把1959年、196O年中研究海瑞的情況開列了一個時間表，說明研究海瑞並非影射廬山會議。

彭真為了正確地引導學術爭鳴，66年2月3日召集中央文革五人小組，制定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又稱《二月提綱》。提綱試圖對學術討論中“左”的傾向加以限制，要求堅持毛澤東提出的“放”的方針，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