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有一些分別。我們知道“武丁”在為王的同時也具備“大祭司”的身份，在甲骨文裡不斷出現的由他主持甲骨占卜的記載也部分證明了這一點。

許多人說從商朝的宗教信仰系統裡隱約可看到“上帝”崇拜的痕跡，比如有研究者認為商朝的“上帝”古音接近“Shadai”，與同期猶太人的發音接近。還有人認為甲骨文的組字規律裡似乎隱藏著《聖經》的某些宗教意味，甚至有專著出版解釋類似的見解（指“Genesis　and　the　Mystery　Confucius　Couldn’t　Solve”、“The　Discovery　of　Genesis”），比如“貪婪”的“婪”指一個（女）人在林下受到誘惑，就是夏娃偷吃禁果的故事。對照葉門當時的情況，應該說這是比較可信的。很早葉門地區就接觸到了猶太教，不過他們主要還是拜物教。這也合乎中國商朝的情況，因為占卜是猶太教不允許的，商朝卻同時盛行占卜。不同的文化因素有時會統一在某種文明中。無論如何，中國的商朝宗教是個可深加探索的重要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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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名與中國商王廟號（2）

至此，我們可以比較肯定地得出結論，中國的商朝從文化到政治王權以及經濟命脈，甚至宗教，與葉門“麥因王國”有著密切的聯絡。尤其是兩地文字的關聯，殷墟中阿拉伯綏貝的大批出現，還有明顯歐羅巴人種和尼格羅人種的石雕人像在殷墟的出土，都向我們表明：中國商朝一定與古代南部阿拉伯地區有著頻繁聯絡！

或許有人會在這裡希望我評價半年前出版的《向東》一書的體系，因為這裡的敘述與那本書裡的“夏商周”起源有一定差距。本書採用的是直接的世俗話語，而《向東》一書採用的是《聖經》的宗教話語體系，兩者採用不同“語言”描述同一件事情，表面上看起來可能南轅北轍，但事實上可能存在著許多我們尚未看見的關聯。企圖否定《聖經》的聯絡不僅為時尚早，而且從邏輯角度又像是在犯“嚴謹”的錯誤。不要急於去否定那些沒有充分根據否定的資料，包括《聖經》。《聖經》不僅是我們幾乎惟一的資料來源，而且某些部分還是相當可信的資料來源，我會一遍遍重讀《聖經》來補充我的思考。

估計會有人再次提出人種問題，我有個簡單的說法。中國西部與東部的居民有同宗的成分，他們最終有些差異也是正常的。人種或面貌的成因很複雜，首先是因為環境的相對隔絕造成的各自特點。3000多年的時間內中國人與中東人發展成目前各自的樣子更是有情可原。同時還要加入人口流動的因素。至於中原地區的人種形成，每一次來到中國腹地的人們都會把男性戰俘殺掉，留下女性，久而久之，中原的人種特點顯示出的實際上是這個地方的女人原有的特點，而不是後來到達這裡的（男性）征服者的人種特點，這個因素一定也要考慮進去，因為“夏商周三代”之前中國地區是有人的。

中國的西部地區，主要指新疆人，他們部分人在我看來屬於以色列在2700年前“失落的10個部落”，他們是整個家族全部遷徙而來的，男女配偶多是原汁原味的歐羅巴人種。這就是中國境內東西部差別形成的主要原因。一般回民則因為在婚姻中不與外族通婚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他們的人種特點。實際上大家多數都是同源，只是到達中國時間的早晚以及生活習慣的差異才使幾個群體看起來不同。幾千年來不同的飲食習慣相信也是可以改變一些面貌特徵的。假如說“回民”是唐以後從阿拉伯地區而來的人，那麼中國漢人很大一部分就是從4000年前一直到唐代的早期“回民”，兩者的區別只取決於時間早晚與混血程度。

但無論如何，我關注“差異”勝過關注“統一”，為什麼東亞地區有相對統一的特點而與外部形成整體的差異，我認為大約在夏前後可能有一個民族曾經在東亞得到了很好的發展，由於這個群體的人口基數很大，所以大多數的後來者都被他們同化為今天的所謂蒙古人種。我推測他們為夏人，或者距離夏很近的之前的一批人，是來自紅海的黑白混血人。

假如有人問到“三代”時期外來民族的密度問題，我想我們可以參考美國建國後的外來人口問題。我們以黑人奴隸貿易的結果來看就很清楚了，即便遠隔重洋，即便黑人極力抗爭，依然有如此之多的黑人最終在美國落地生根。黑人在美國今天的成分或許可以約略可以看做“三代”移民在中國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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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葉門歷史對夏商周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