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事故調查報告。但空軍官員拒絕了這一要求，聲稱“在不損害國家安全”的規定下，他們不能照辦。遺孀們提起訴訟，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利於空軍的裁決。首席*官弗雷德？文森（Fred　Vinson）聲稱，“在國防備戰期間”，法院不應指示高階國家安全官員公開或拒絕公開什麼資訊。鑑於保密的極端重要性，文森寫道，法院只能採信官員們的話，“堅持在法院核查證據，即使僅由法官本人執行”，也會帶來過大風險。

半個世紀後，五角大樓最終將事故報告解密，裡面根本沒有什麼敏感資訊；相反，它表明飛機墜毀是因為維護不善和飛行員的失誤。空軍以國家安全名義掩蓋了普通的機構失職。

這種行為絕非空軍獨有，也非冷戰初期獨有。對於構成國家安全機器的主要機構，包括國務院、各兵種、各種情報機構、參謀長聯席會議（簡稱“參聯會”）、國防部長辦公室、國家安全委員會和聯邦調查局來說，這已經成為標準辦事程式。指責這些機構的所有官員有意欺騙或戲弄美國人民，的確有失偏頗。可是，如果說急於保護機構利益、保護機構聲譽重於所有其他考慮，為不公正、非職業、不道德、與國家福祉相悖的行為提供了基礎，這沒有什麼錯。

“9？11”之後的這段時間出現了過多的例證，例如伊拉克戰爭初期被伊拉克部隊抓獲的一等兵傑西卡？林奇（Jessica　Lynch）的傳奇故事。雖然林奇本人在整個過程中的表現值得尊敬，但五角大樓用欺騙性的英雄故事美化她所遭受的折磨，把之後營救她的行動改編成鼓舞人心的英勇故事，其中多數情節是想象出來的。接下來是陸軍突擊隊員、前美國橄欖球隊隊員帕特？蒂爾曼（Pat　Tillman）的故事。在蒂爾曼命喪阿富汗之後，他的各級上司把所發生的事情杜撰成了一部小說：曾經發生激烈的交戰，蒂爾曼表現出非凡的勇氣，他最終倒在敵人的火力之下。他的指揮官匆忙追授他“銀質英勇勳章”。結果這場公關戰役取得勝利。可是，真相不久就大白於天下：事實是蒂爾曼死於戰友的誤射。

“不安全的國家”（2）

這些編造的戰地故事在政策上沒有什麼意義。可是，對於一個旨在照顧士兵及其家人的機構，煞費心機地利用傑西卡？林奇、在蒂爾曼死因上誤導其父母絕對不值得稱讚。而且，不管我們把林奇和蒂爾曼的插曲歸結為誤判、傲慢或者就是愚蠢，他們都不是孤立的典型。“9？11”以來，國家安全官員串通一氣，編造了其他一些假情報行動，以獲取遠大得多的政策影響。這包括鼓吹並不存在的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危險性，淡化推翻薩達姆之後巴格達的無政府狀態和叛亂行動的範圍，把系統*待阿布格萊布伊拉克戰俘的責任強加給一批低層的美軍士兵，瞞報美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行動中造成的平民傷亡數字等。

不管這場災難有多麼巨大，那些高階官員為了免於責任，竟會基於模糊的假設而採取行動。單說在伊拉克的情況吧。由於無能和*，為了找到進攻的理由，他們使用不準確的情報，進行草率的佔領，又用竊取來的數十億美元進行“重建”。2007年5月，陸軍中校保羅？英林（Paul　Yingling）在《武裝力量雜誌》（Armed　Forces　Journal）上對“9？11”之後美國的軍事領導力發表了尖銳的批評。他寫道：“一個丟掉步槍計程車兵遭遇的後果遠比輸掉戰爭的將軍更為嚴重。”英林的批評是正確的，我們甚至可以把他的控訴延及高階文官。五角大樓一名文員如果將保密檔案歸錯了檔，甚至比國防部長因瀆職而犧牲千萬人的生命要承受更嚴厲的處罰。

失敗不會導致道歉、悔罪，甚至不會有人承擔責任。相反，它創造了讓人進一步敷衍塞責的機會，簡單地說，即撰寫自我辯解的*的機會。“你看，不是所有事情都很順利，”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對伊拉克出現的問題不屑一顧地解釋道，“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局面。有些事情進展順利，有些事情不太順利。還有，你知道嗎？我們還有機會從歷史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等我有機會寫書的時候，我也會有機會反思這個問題。”

要麼承認這個讓人不悅的事實，要麼設法掩蓋、扭曲、否認這個事實，面對這種選擇，主管國家安全機構的人總是選擇後者。

正如憲政缺陷催生了帝國總統一樣，如果這些涉及國家安全的中堅機構有些說得過去的成就，人們也許會忽略這些錯誤。正好相反，在這些機構存在期間，它們乾的壞事遠遠多於好事。

要證明這個指控，我們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