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美國總統作為主要證人。沒有人比國家安全機器的服務物件更能適應這一缺陷了。這是一個巨大的諷刺：過去幾十年中，歷屆總統逐漸不把國家安全機構當成幫手，而是當成決策中的障礙。剛上任的總統經常對這些機構提出的建議心懷疑慮，擔心它們充滿私心。沒有被華盛頓行為方式同化的總統馬上就會發現，這些名義上聽從行政首長指揮的機構是在追求它們自己的利益，將部門目標置於坐鎮白宮者的目標之上。

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是一個依靠下屬工作的人，他是最後一位與國家安全官僚機構密切合作的總統。他在任8年，國家安全委員會正式召*議366次，通常由他本人主持。國家安全委員會產生了無數備忘錄、研究成果和正式命令，都是各個國家安全機構之間細心協調溝通的結果。雖然艾森豪威爾的決策方式高度機制化，有一些紀律嚴明的意味，但最重要的機構避開了它的控制。各兵種積極設法破壞或扭曲艾森豪威爾的政策，以謀求狹隘的部門利益。中央情報局更像是一個享有主權的國中之國。

“不安全的國家”（3）

1961年1月，約翰？F？肯尼迪一進入白宮，就放棄了其前任細心慎重的做法，因為這不符合肯尼迪的性情，也不符合他的政府希望樹立的形象。“新邊疆開拓者們”培養出了注重簡便、靈活和敏捷的風格。肯尼迪及其側近人士認為，如果不受制於官僚程式，少數幾個像他們一樣真正聰明的人能夠更快地作出更好的決定。他們認為自己不僅聰明，而且富有創造力，對國家安全機構宣誓效忠的傳統和規則毫無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