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需要填補。國防必須得到加強。但是最終，正如作家詹姆斯？蔡斯（James　Chace）和凱萊布？卡爾（Caleb　Carr）所言，絕對安全“不容討論，只能奪取。奪取意味著既擁有軍事實力，也有使用武力的意願”。

與這種“軍事崛起”一致，這些美國*傾向於認為美國已受到嚴峻的威脅所困擾，甚至更大的危險已近在咫尺。他們無法容忍不確定性，高度認同坐等事情發生帶來的假定風險，而低估魯莽行動帶來的真正危險。這一觀點在2002年9月得到了經典表現。康多莉扎？賴斯拒絕因為缺乏有關伊拉克核計劃的詳細情報而推遲策劃已久的入侵伊拉克行動，因為“我們不想讓所謂的確鑿證據後來發展成為蘑菇雲”。副總統切尼的立場更加明確。一點點威脅也可以成為採取行動的充分理由。“如果有百分之一可能表明巴基斯坦科學家正在幫助‘基地’組織建造或開發核武器，”切尼曾說過，“我們就得把它當成確有其事，並作出反應。”

想象中的威脅，不管多麼模糊、罕見或遙遠（如伊拉克的核計劃），都需要作出緊急反應，當然包括加強、重組、部署或實際使用美國的威懾力量。賴斯、切尼和布什政府的其他成員堅持認為薩達姆的存在就足以無法容忍，在此很久以前，同樣的思維方式讓美國決策者深信：1953年伊朗總理穆罕默德？摩薩臺、1954年瓜地馬拉總統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必須下臺；1961年“豬灣行動”及其私生子“貓鼬行動”都算得上好主意；20世紀60年代支撐東南亞搖搖欲墜的多米諾骨牌符合美國重要利益，值得犧牲萬美國人性命。20世紀80年代，同樣的思維方式促使美國與薩達姆兵戎相向，總統羅納德？里根的政府篤信伊朗的領導者拉構成了嚴峻威脅。

當然，治國不擇敵友。現實政治不給高尚立足之地。但是，從20世紀40年代至今，這些權力精英表現出一種幾乎病態的傾向，他們曲解現實，誇大威脅。帝國總統身邊的顧問們不擅長冷靜判斷，只擅長狂亂的過度反應。雖然*並不總能得勢，比如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1954年糾正了干預法屬印度*的衝動，約翰？F？肯尼迪1962年拒絕了轟炸蘇聯在古巴軍事設施的建議，但不管是主張直接干預、秘密行動，還是透過代理人，贊成採取行動的人總能佔據上風。*並不總是主張立即發動戰爭，但他們在馬鞍上總是身體前傾，抽出馬刀，時刻準備戰鬥。若隱若現的威脅是*的咒語：“所有選擇都擺在桌面上。”

國家安全意識形態支撐著兩黨一致的共識，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賦予外交政策顯著的一致性。儘管它不能阻止對具體政策或決策者的批評，但它剝奪了針對實際政策的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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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全的國家”（1）

在今天的政治體制中，帝國總統是最終“決定者”。可是，在形勢複雜、快速變化的世界裡，沒有哪位總統能知道所有需要知道的事情，履行白宮日益膨脹的職責。於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會和行政部門攜手建立了一臺龐大、永久且不斷擴大的國家安全機器。

今天，任何有關國家安全的事情都是龐雜的：工資單、預算總額、組織複雜性、對資訊的需求、製作自我辯解的新聞報道的能力、掩飾狡辯的能力以及陰謀詭計。僅五角大樓就容納了萬名職員，每天打20萬個電話，傳送100萬封電子郵件，辦公室空間達3　705　793平方英尺，走廊長英里，有131個樓梯，4　200座鐘表，691臺飲水器，284間洗手間。

這些機構雖然名義上為公眾服務，實際上卻竭盡全力逃避公眾監督，在多重保密之下行使職責。表面上，這種保密是為了不讓美國的敵人得到資訊。但其實際目的是控制向美國人民提供的資訊，只公開某個機構或某個部門急於讓世人知道的資訊，扣留那些可能讓政府尷尬或使其政策受到質疑的資訊。1961年，社會評論家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這樣描述這個已經過度膨脹的國家安全機構的一貫做法：“單向溝通，虔誠地壟斷秘密資訊，多重設定秘密機構，壓制公開討論……實際上是無視公眾反應，把理性的異議者當成愛國的不滿者，甚至叛國者。”事態的發展一再證明了芒福德的這個觀點。

“美國對雷諾茲案”（1953年）早就說明了這個體系是如何運作的。1948年10月，一架B…29“空中堡壘”轟炸機在測試電子裝置時墜毀在佐治亞州的韋克羅斯附近，機上有幾個人喪命。機組成員的遺孀想知道墜機原因，請求空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