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方向和路標。

公司化的政府執行邏輯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的職能是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但是，在以招商引資為第一要務的地區，政府已混同於一家經營工業園的公司，過分強調經濟發展職能的地方政府已被公司化了。在地方政府領導人的話語裡，充滿了“土地便宜”、“稅收優惠”、“勞動力便宜”等宣言和許諾。外來投資者成為政府的最高客戶，公眾的要求則被忽略。在工商企業與本地民眾發生衝突的時候，地方政府往往不惜違法來保護工商企業。這些地方政府以增加投資為拉動增長的主要手段，以GDP為自己的營業額，以地方財政收入為利潤。在有些地方的公路兩側，我們可以找到諸如“誰和招商引資過不去，就是和全縣人民過不去”之類堂而皇之的大標語。政府對商業運營的支援能夠促進工商業的發展，但忘記了自己的角色，政府把自己變成了市場競爭的一個主體，做了許多原本應該是市場做的事情。政府官員的注意力主要是在投資者或者說有錢人的身上，或者說，政策取向更向有錢人傾斜。公權力過分介入市場執行，混淆了政商之間的界限，反而更加不利於建立公平的市場經濟環境。

這種公司化的政府執行機制，使政府對於基層社會的公共需要缺乏回應能力。首先，在政府運作過程中，民眾的需要和要求難以迅速反饋到政府體系中來。或者說，反饋的方式主要是非常規性的，如上訪、群體性事件。而那些設計好的制度化通道執行不暢，或被廢棄、或被堵塞。其次，在資訊反饋上來以後，政府的處理機制也不健全。從政府部門工作人員來說，缺乏為民眾做事的激勵機制，也就缺少對相關資訊做出反應的動力。由此可見，政府改革已經落後於經濟社會的發展。

基層政府的體制癥結（2）

公司化之所以成為政府執行的基本

邏輯，主要有兩個方面的根源：首先是整個政府體系自上而下的體制性要求——對於發展的片面理解，發展指標的壓力型設計，成為政府公司化執行的公開旗幟。雖然現在“科學發展”已經成為重要的理念和號召，但是在從上到下的政府業績考核中，GDP和財政收入依然是核心標準。其次是地方政府自身的利益性激勵。在政府管理實踐中，政府利益是客觀存在的，各級政府有本級政府的利益，不同部門也有不同部門的利益，而政府官員的個人利益也是重要因素。基層政府行為失範既與自身利益惡性膨脹有關，也與上級政府的不當行為有關。所以，整個政府體系產生的體制壓力和地方政府實體內生的利益追求，兩者奇妙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成為政府執行的基本動力。

運動化的政府工作機制

政府執行以“運動”為重要特徵，但這種運動並不是民間社會力量自動生成的“社會運動”，而是政府透過行政力量來推動營造的“政府運動”。從政府運動的內容來看，主要是經濟領域的，如早期的“大辦鄉鎮企業”、“發展小城鎮”，晚近的“農業產業化”、“發展勞務經濟”等；也有社會領域的，如“普九達標”、“計劃生育達標”；還有政治領域的，如“政務公開”、大規模的政治學習活動等。從政府運動的層次來看，有全國性運動，也有地方性運動，還有基層性運動。省裡有省裡的運動，縣裡有縣裡的運動，鄉鎮也可以有自己的運動，比如省裡有“建立文明村”，縣裡可以有“百村振興”。這些上下名稱不同、大小規模各異的運動，在實質內容上，有的基本一致，有的則各具神韻，也有一些其實是各唱其調。

從這些政府運動的發生過程來看，基本上都是領導要求部署啟動，檢查考核評比開路，宣傳發動的時候轟轟烈烈，檢查驗收浩浩蕩蕩。在這個過程中，各級都會湧現出若干典型，早期的典型可能是自己出現的，後來的典型，特別是領導親自抓的典型，則基本上都是各級政府傾人力物力營造出來的。運動的結果，基本上都是表面上皆大歡喜，總結起來成果累累，非常成功，上級領導抓得對，下級領導做得好。但是在實際工作中，或者是形式主義成風，用“檔案落實檔案”、“會議落實會議”，或者是強迫命令造成種種後遺症，如現在的巨量鄉村債務有相當部分就是這些運動的“豐碩成果”。

考察發現，基層政府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在這些運動中開展，而常規工作分量很低。到了鄉鎮，最經常用的術語是“中心工作”，各部門的常規工作則是“業務工作”。中心工作其實就是“運動”，“業務工作”要服從“中心工作”。有不少幹部，雖然編制在業務部門，其實長年累月在應付各種“中心工作”。可以說，基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