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訓班，舉辦各種講座、報告會，讓機關工作人員學文化、學政治、學科學、學管理，“鑽研業務，精通一門，向專門家方向發展，不能滿足於‘萬金油’式的項項都懂一點，而項項不精通的現象。”

對於院校來說，最重要的是訓練制度。訓練制度包括訓練部組織系統、各教授會的工作、訓練時間的配當，以及在施訓受訓中的紀律與秩序等。劉伯承強調“以教學為中心”，圍繞教學活動對整個訓練工作做出科學合理的安排。既注意全面、系統，又注意重點突出、中心明確，做到有主有從、穿插配當、縱橫連貫、密切協同，使教、學、保障工作三個方面構成行動的統一，克服“單打一”和紊亂無章的現象。

劉伯承領導制訂了《訓練組織及其工作暫行規定》，以此作為軍事學院建立正規的教學制度的依據。

這個暫行規定，嚴格規定了學院訓練系統各個部門的工作紀律和各級幹部的工作職責；規定了教員在編寫講義、想定，組織課堂教學、課題討論和作業講評等方面應注意的事項；也規定了學員在課堂、現地作業和野外演習中應該遵守的各項紀律。

暫行規定中關於學員的學習時間，尊重蘇聯顧問的意見，規定每天授課6小時，即連續上6節課，每節課50分鐘，休息10分鐘。另外，還要進行3小時的自學。共為9小時。

關於考試問題，規定每一主要課程學完之後都要進行考試，還有學期考試、學年考試和畢業考試。考試時要成立各級考試委員會。學制兩年以上的完成科畢業考試，要成立國家考試委員會。考試方法有筆試和口試兩種：筆試閉卷答題，口試抽籤答題。由一個主考官和兩個陪考官主持進行。

對這種課業制度和考試製度，有人贊成，有人反對。這就是軍事學院成立後，院內院外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的所謂“6小時一貫制”和“三堂會審”問題。

儘管如此，暫行規定作為軍事學院訓練制度的一個雛型，在當時還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以後，院黨委在總結建立初期的工作時，劉伯承曾經形象地說：1951年1月15日以前，一切均無基礎，好比是“氣體時代”；自1月15日到3月底，有是有了一些，但尚不健全，未走上正規，好比是“液體時代”；到了4月，《訓練組織及其工作暫行規定》頒佈之後，組織才漸趨健全，訓練才走上正規，才成了型，才進入初具規模的階段，氣體變成液體又凝固成固體了。

在建立與改進行政工作制度的實踐中，劉伯承深深感到，院校編制的最大特點是“橫寬縱短”。因此，領導院校工作就要實行團一級的、面對面的、單刀直入基層的領導方法。

有人對劉伯承說：“團一級的領導方法太低了，與最高學府的地位不相稱。”

劉伯承幽默地回答：“團的領導方法有什麼不好？周總理出國訪問，不就是代表團的團長嘛！”

第二節學習新兵種學術

各項正規制度的不斷建立與完善，使軍事學院象一部龐大的機器一樣，和諧地、有規律地運轉起來。

與此同時，劉伯承領導全院學員努力學習軍事、政治和科學文化知識，掌握諸兵種協同作戰的指揮本領，向現代軍事科學的各個領域進軍。

教育訓練，必須與科研相結合。1951年2月，為了給教員、學員搞學術研究提供一個陣地，劉伯承決定在軍事學院創辦一個刊物——《八一雜誌》。

他將此事向毛澤東作了書面報告。

不久，毛澤東在劉伯承的報告上批覆：中央軍委準備出版一個刊物，已定名為《八一雜誌》。你們的刊物就叫《軍學》好了。並題寫了“軍學”二字。於是，軍事學院的院刊就定名為《軍學生活》報。後來，“軍學”就成了軍事學院的代名詞和顯著標志而一直沿用下來。

有了學術研究的陣地，還需要建立學術研究的組織與機構。在劉伯承的倡議下，學院成立了學術研究會和學術研究室。前者是由全院教員、學員參加的群眾性的學術研究組織，後者是院長領導訓練部長、各教授會主任進行學術研究的工作機構。

在學術研究會和學術研究室成立會上，劉伯承提出了軍事學術研究的方向是：一、以毛澤東理論與實際結合的思想方法去學習斯大林的軍事科學，並先從條令著手，有步驟地使學員學會現代諸兵種協同作戰；二、以毛澤東歷來的幾個時期的著作，去幫助學員蒐集自己的經驗，加以研究整理而作出經驗總結；三、研究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作戰的經驗以及美軍的作戰方法，用以教育學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