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三條，不僅是軍事學術研究工作的方向，也是學院訓練工作的方向。

根據這三條，劉伯承首先組織學員以馬列主義、毛澤東軍事思想為指南，認真學習研究蘇聯紅軍各兵種的戰鬥條令。劉伯承認為，由於現代諸軍兵種裝備眾多，技術複雜，要想協同動作，必須要有條令、條例。條令、條例是軍隊行動組織性、準確性的具體體現。否則，無組織、不準確，就無正規可言，更無諸兵種的協同動作可言。因此，學習新兵種學術，就要結合我軍的實際情況，從學習研究條令、條例入手。這是部隊教育與訓練的要項之一。

當時，人民解放軍的一些技術兵種剛剛建立，全軍上下還沒有一本諸兵種協同動作的戰鬥條令。於是，中央軍委軍訓部把校譯《蘇聯紅軍野戰條令》的任務交給了軍事學院。劉伯承對此事非常重視。他讓科研部組織專門班子，把這本條令的1948、1952、1953年三個版本全部譯出來。並多次對參與這項工作的人指出：現代戰爭是諸兵種的合同戰爭，這就要求各兵種在戰爭中應有嚴格的、和諧一致的協同動作。因為只有各兵種和諧一致的努力，才能達到勝利。由此可知在集中統一指揮之下各兵種協同動作的組織工作，是何等繁劇，何等緊張，卻又不能不落在指揮員的肩頭之上。所以有人說，指揮員的組織能力，就是軍事學術。這句話是有道理的。我讓你們仔細地準確地翻譯這本野戰條令，其意就在於此。

一個月之後，《蘇聯紅軍野戰條令》譯出來了，並據此編寫了相應的教材供學員學習。科研部領導感到這項工作總算比較圓滿了，可以向院長交差了。可劉伯承仔細地看了譯稿，並不滿意，嫌它粗糙。他對科研部領導說：“這本野戰條令是學院最基本的教材，一定要譯得十分準確才行，不能有絲毫差錯，不能有任何含糊其辭的地方。現在全軍正在進行正規訓練，武器裝備也大大改善了。如何使用這本條令，結合我軍的現實情況來學習新兵種及其學術，這是解決教育與訓練理論聯絡實際的一個重要問題。這件事還沒有結束，我還要親自校正譯稿。將來你們還要幫助我做好這件事！”

經過一段時間條令、條例的學習，學員們初步掌握了諸兵種協同作戰的一般理論概則。這時，劉伯承又帶領他們到海軍、空軍和其他技術兵種部隊參觀見學，瞭解這些軍兵種的技術與戰術，為下一步組織實施協同作戰的野外作業和實兵演習打下基矗劉伯承不辭辛苦，和學員們一起，到南京大校場空軍機場參觀飛行訓練；到駐長江口的海軍部隊學習艦艇知識；到駐徐州的裝甲部隊觀摩坦克打靶。

從坦克的履帶、艦艇的舵輪和飛機的引擎學起，熟悉它們的技術效能和戰術動作。

在海軍部隊參觀見學時，劉伯承對海軍術語“破雷衛”的確切內容搞不大清楚。於是，他就請教海軍的一位幹部，這位幹部告訴他，由兩艘軍艦拖索破雷的工具叫做“破雷衛”。他聽完之後非常高興地說：“你是專家。我從你這裡學到了知識，以後還要向你請教。”

在空軍部隊參觀見學時，劉伯承卻遇到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當他提出讓學員看看進口的蘇制米格戰鬥機時，空軍部隊的負責人支支吾吾地說，這件事他作不了主，需要徵求蘇聯顧問的意見。結果，蘇聯顧問不同意，飛機沒有看成。

這件事使劉伯承很氣憤。瞭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不愛發脾氣的。但是，這一次，他卻真火了，非要把這位負責人找來當面質問不可。

這位負責人自知理虧，不敢再見劉伯承，讓一位副手去。

劉伯承毫不客氣，嚴肅地批評說：“你們空軍究竟是中國人當家，還是外國人當家？飛機我們已經花錢買來了，已經是我們自己的了，為什麼組織學員參觀還要外國人批准呢？”

參觀見學活動，使學員們初步瞭解了海、空軍等軍兵種的技術與戰術知識。為了在人民解放軍作戰經驗的基礎上，學習現代諸兵種聯合作戰的組織與指揮，劉伯承又召開了戰例編寫會議，決定以各軍區和各野戰軍為單位，把學員組織起來，成立戰例編寫小組，由戰史教授會和學術研究室派人輔導，以個人寫作和集體寫作相結合的方式，首先編寫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戰例。他要求全體學員積極行動起來，人人動筆動口，參加編寫工作。

在劉伯承的發動下，編寫戰例的活動蓬勃開展起來。許多學員利用課外時間，廢寢忘食地工作。他們找資料、繪地圖，座談討論，反覆修改。經過5個多月的努力，共有100多人編寫出了82個戰例。從型別上，有運動戰、攻堅戰、阻擊戰，以及渡海登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