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國學家，所以他將內容的寶貝倒在地上，單拿麻袋去賣錢。胡先生因此想到武英殿失火的故事，深怕麻袋缺得多了之後，敬一亭也照例燒起來；就到教育部去商議一個遷移，或整理，或銷燬的辦法。

專管這一類事情的是社會教育司，然而司長是夏曾佑〔12〕先生。弄些什麼“國學”的人大概也都知道的，我們不必看他另外的論文，只要看他所編的兩本《中國歷史教科書》，就知道他看中國人有怎地清楚。他是知道中國的一切事萬不可“辦”的；即如檔案罷，任其自然，爛掉，黴掉，蛀掉，偷掉，甚而至於燒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為，一“辦”，那就輿論沸騰，不可開交了。結果是辦事的人成為眾矢之的，謠言和讒謗，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張是“這個東西萬萬動不得”。

這兩位熟於掌故的“要辦”和“不辦”的老先生，從此都知道各人的意思，說說笑笑，……但竟拖延下去了。於是麻袋們又安穩地躺了十來年。

這回是F先生〔13〕來做教育總長了，他是藏書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聽到了什麼謠言，以為麻袋裡定有好的宋版書——“海內孤本”。這一類謠言是常有的，我早先還聽得人說，其中且有什麼妃的繡鞋和什麼王的頭骨哩。有一天，他就發一個命令，教我和G主事〔14〕試看麻袋。即日搬了二十個到西花廳，我們倆在塵埃中看寶貝，大抵是賀表，黃綾封，要說好是也可以說好的，但太多了，倒覺得不希奇。還有奏章，小刑名案子居多，文字是半滿半漢，只有幾個是也特別的，但滿眼都是了，也覺得討厭。殿試〔15〕卷是一本也沒有；另有幾箱，原在教育部，不過都是二三甲的卷子，聽說名次高一點的在清朝便已被人偷去了，何況乎狀元。至於宋版書呢，有是有的，或則破爛的半本，或是撕破的幾張。也有清初的黃榜，也有實錄〔16〕的稿本。朝鮮的賀正表，我記得也發見過一張。

我們後來又看了兩天，麻袋的數目，記不清楚了，但奇怪，這時以考察歐美教育馳譽的Y次長〔17〕，以講大話出名的C參事〔18〕，忽然都變為考古家了。他們和F總長，都“念茲在茲”〔19〕，在塵埃中間和破紙旁邊離不開。凡有我們檢起在桌上的，他們總要拿進去，說是去看看。等到送還的時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點，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

大約是幾葉宋版書作怪罷，F總長要大舉整理了，另派了部員幾十人，我倒幸而不在內。其時歷史博物館籌備處已經遷在午門，處長早換了YT〔20〕；麻袋們便在午門上被整理。YT是一個旗人，京腔說得極漂亮，文字從來不談的，但是，奇怪之至，他竟也忽然變成考古家了，對於此道津津有味。後來還珍藏著一本宋版的什麼《司馬法》〔21〕，可惜缺了角，但已經都用古色紙補了起來。

那時的整理法我不大記得了，要之，是分為“儲存”和“放棄”，即“有用”和“無用”的兩部分。從此幾十個部員，即天天在塵埃和破紙中出沒，漸漸完工——出沒了多少天，我也記不清楚了。“儲存”的一部分，後來給北京大學又分了一大部分去。其餘的仍藏博物館。不要的呢，當時是散放在午門的門樓上。

那麼，這些不要的東西，應該可以銷燬了罷，免得失火。

不，據“高等做官教科書”所指示，不能如此草草的。派部員幾十人辦理，雖說倘有後患，即應由他們負責，和總長無干。但究竟還只一部，外面說起話來，指摘的還是某部，而非某部的某某人。既然只是“部”，就又不能和總長無干了。

於是辦公事，請各部都派員會同再行檢查。這宗公事是靈的，不到兩星期，各部都派來了，從兩個至四個，其中很多的是新從外洋回來的留學生，還穿著嶄新的洋服。於是濟濟蹌蹌，又在灰土和廢紙之間鑽來鑽去。但是，說也奇怪，好幾個嶄新的留學生又都忽然變了考古家了，將破爛的紙張，絹片，塞到洋褲袋裡——但這是傳聞之詞，我沒有目睹。

這一種儀式既經舉行，即倘有後患，各部都該負責，不能超然物外，說風涼話了。從此午門樓上的空氣，便再沒有先前一般緊張，只見一大群破紙寂寞地鋪在地面上，時有一二工役，手執長木棍，攪著，拾取些黃綾表籤和別的他們所要的東西。

那麼，這些不要的東西，應該可以銷燬了罷，免得失火。

不。F總長是深通“高等做官學”的，他知道萬不可燒，一燒必至於變成寶貝，正如人們一死，訃文上即都是第一等好人一般。況且他的主義本來並不在避火，所以他便不管了，接著，他也就“下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