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u　Simbel　Tempel）就在距離今天蘇丹北部邊境大約80公里的地方。今天的衣索比亞國與埃及之間隔著兩個國家：蘇丹與厄利垂亞，它們構成了一個大約1000公里的間隔地帶。1000公里的距離很容易受到影響但又不至於被嚴格控制。再考慮到古埃及的首都在北方，那麼距離衣索比亞可能就更遠一些了，尤其是古都之一的開羅到衣索比亞地區幾乎等於北京到廣州的遙遠了。

假如亞伯拉罕確實是埃及的法老，則我們可以推斷，紅海兩岸在他們的後代中進行了多種政治聯姻，也許他們共同組建了中國的商朝，但由於埃及的逐漸衰落，紅海東岸的親戚終於在公元前1330年控制了整個中國商王朝，他們不僅隆重遷都，而且徹底更換了文字型系以志徹底脫離的決心。

比較奇怪的是，夏末之後到商武丁之間的文字缺乏有機過渡的例證。假如能夠找到一些這期間的文字痕跡，我們就可以很容易地判斷出商前期到底是埃及人插手還是南部阿拉伯半島的“麥因王國”全部掌控了局面。從中國發現的文字證據出發，割裂地看夏商之間的關係，我們似乎得出了東部來商、西部來夏的結論。但是從山東大汶口出土的一些文字元號判斷，它們與埃及文明有著更密切的聯絡。這裡還存在一些不能完全解決或者不能邏輯推理的問題。

撇開夏甲與亞伯拉罕身份的疑點，直接從正史的論據出發，能否推斷埃及“新王國”與商朝同生共死？順此而推演的一個問題是，難道強大到佔領衣索比亞的古埃及不會影響曼德海峽對岸只是15英里外的葉門？後一個問題的解答將能推論出薩巴王國受埃及文明影響的程度到底有多深。

我們一時不能給出準確的答案，歷史本身遠比想像複雜，但是接近這些答案繼續做些細緻的工作還是有益的，比如仔細尋找這段時間的埃及強盛與衰敗的時間表與中國的政治“諧振”，是一個比較簡單的辦法。

商朝經過許多戰爭才在中國建立。商“簡狄”就是以戰神的身份出現的，“黃帝”在神話傳說中也不失時機地同時出現，他們聯合作戰才打敗了炎帝。我推測過“黃帝”來自埃及的雅各或約瑟——他們或者他們的後代以“喜克索斯人”聞名，並在18世紀的埃及建立過“牧羊人王朝”。而我也推測過所謂“炎帝”可能就是“亞伯拉罕”，“炎帝部落”實際上就是夏朝人。傳說中的炎黃之戰可以假設夏商之戰。炎、黃本是同根，所以後來中國人自稱“炎黃子孫”，邏輯上也合乎情理。這個假設可以在許多方面進行試錯。

政治聯姻與人質是上古時期的一個顯著政治文明手段。埃及帝國當時控制殖民地最常用的辦法就是這兩項，這一手段當然他們也會用在中國。就這方面，中國從三代時期一直到唐都頻繁使用，尤其是聯姻和親使用非常廣泛，政治人質在周朝比較多見。

還有一個政治頭銜恐怕也是從埃及借鑑而來。當時埃及人已經稱呼最高統治者為“法老”，意思是“大房子”；中國至遲在秦就有“陛下”的稱呼。也可單用“陛”，指與“皇帝”有關的意思，如“陛見”就是“見皇帝”。“陛”一般的意思指“臺階”。我認為“陛下”與“法老”（大房子）之間是有關聯的。換句話說，“大房子”無非就是所謂華殿，這樣的房子為顯示其巍峨一般是有“臺階”的，從商朝的皇宮大殿來看都有高臺。進這樣的房子當然首先要見“陛”。所以最終以“陛”代指皇宮“大房子”是合乎邏輯的。無論如何，兩地之間共用“大型建築”代稱“皇帝”是一致的。埃及“法老”的稱呼一直持續到2000多年前。中國很可能也只是在秦這個時期才有“陛”這個稱呼的，因為以前沒人敢如此模仿“法老”，但秦始皇既然已經“始皇”，那麼稱“陛”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陛下”乃“大房子之下（的人）”，因為只有皇帝才可以住在“大房子”。

“新王國時期”古埃及是個軍事帝國，實行專制統治，它把專制主義發揮到了頂點。法老的權威來自神，法老的神性被極力誇大。①海軍與戰車在當時的埃及得到長足發展。這些都可與中國同期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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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4世紀埃及“政變”（1）

公元前14世紀，埃及發生了一些大事，影響到整個帝國，使得國力大為消弱，許多殖民地失去控制，不知道此中是否包含了中國的商王朝，中國的甲骨文“突然”在此前後出現，“後商”開始。

公元前1362年，愛赫那頓駕崩，一直與他激烈鬥爭的舊貴族勢力捲土重來。厄運也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