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孤行，不久又發動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全國抗日統一戰線出現分裂的危險。

1941年3月上旬召開第二屆第一次參政會，中共參政員先後提出解決皖南事變善後辦法十二條、臨時辦法十二條，作為參加大會的條件，因國民黨拒不接受，故決定不參加本次參政會。這一正義行動，得到各民主黨派參政員和廣大人民的同情和理解。在共產黨的全面政治鬥爭面前，在國內外不贊成反共分裂強大輿論之下，蔣介石被迫緩和國共關係，並且做出“保證”，“以後決無剿共的軍事”。為了維護團結抗戰的局面，中共參政員出席了1941年11月召開的二屆二次國民參政會。以及第三屆歷次參政會（1942年10月、1943年9月、1944年9月）。但是，國民黨反共方針終未放棄，國民政府的民主政治癒來愈暗淡，到抗戰勝利前夕召開的第四屆第一次參政會，國民參政員幾乎為國民黨獨佔，參政會成了國民黨蔣介石的御用工具。

國民黨打著憲政的幌子，企圖召開一黨獨裁的“國民大會”，反對中共關於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因此中共中央負責人發表宣告不參加第四屆國民參政會，以示抗議。

縱觀歷屆歷次參政會，它在國共合作抗戰形成高潮時應運而生，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曲折前進，又在國民黨一黨專政下虛應場面，以至收場。國民參政會是抗戰時期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儘管它一成立就不盡如人意，而且越來越走下坡路，但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抗日民主黨派及愛國人士利用這個合法的講壇，進行了大量有利於團結抗戰和爭取民主的工作，使國民參政會在抗日戰爭中尤其在其成立初期發揮了積極作用。國民參政會在中國抗日戰爭和民主政治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二、戰時經濟方策的施行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經濟落後，發展極不平衡。近代中國經濟的重心偏集於東部沿海沿江等地區，其中工業70％在沿海，而廣大內地，尤其是西北、西南地區經濟十分落後。“七·七”事變後，大片國土相繼淪陷，工業集中的上海及沿海其他地區先後陷於敵手，致使中國的經濟遭到巨大損失。國民政府的平時經濟體系受到破壞；財政稅收驟減；而抗戰軍興，戰費猛增；後方經濟負擔加重；各地軍需民用物資普遍缺乏。由於國民政府對中日全面戰爭準備不足，舉措不力，戰爭伊始即出現經濟困難的局面。

國民政府為了應付戰爭，首先，在經濟方面採取了一些緊急措施，建立軍事經濟機構，實行金融外匯管制，動員和協助沿海工廠內遷，建設大後方經濟，其次，為了促使平時經濟向戰時經濟轉軌，建立全面控制國民經濟運轉的戰時體制，國民政府在經濟方針、經濟機構、具體經濟政策上，逐步進行了一系列調整，不少方面收到了一定效果。

（一）戰時經濟方針的確定

1938年3月，國民黨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透過的《抗戰建國綱領》中，關於經濟問題列出8條，作為戰時經濟方針政策：

（1）“經濟建設應以軍事為中心，同時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實行計劃經濟，獎勵海內外人民投資，擴大戰時生產。”

（2）“以全力發展農村經濟，獎勵合作，調節糧食；並開墾荒地，疏通水利。”

（3）“開發礦產，樹立重工業的基礎，鼓勵輕工業的經營，並發展各地之手工業。”

（4）“推行戰時稅制，徹底改革財務行政。”

（5）“統制銀行業務，從而調整工商業之活動。”

（6）“鞏固法幣，統制外匯，管理進出口貨，以安定金融。”

（7）“整理交通系統，舉辦水陸空聯運，增築鐵路公路，加闢航線。”

（8）“嚴禁奸商壟斷居奇，投機操縱，實施物品平價制度。”＇《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版，第486～487頁。＇

在會議透過的《非常時期經濟方案》中強調：“目前之生產事業，應以供給前方作戰之物質為第一任務。戰爭之勝負，每以後方對於前方物質供給之能否充裕為斷。”

同年6月，國民政府新組建的經濟部根據臨全大會透過的經濟綱領，擬定了《抗戰建國之經濟建設工作報告》，其中，列出五條主要原則：

（1）“提高經濟行政的效率”；

（2）“充實內地生產能力”；

（3）“獎助經濟事業之發展”；

（4）“力謀軍需器材之供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