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派面目尚不能為許多參政員所識破，而使此案以《對德意外交應積極注意》為題予以透過。

國民參政會一屆一次會議於7月15日閉幕。經過各界參政員的共同努力，大會透過了較多符合民意的決議，確立了“抗戰到底，爭取國家民族之最盾勝利”的國策，宣佈了“各黨各派各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

大會《宣言》宣示中外，“中國民族從不敵視日本人民，至今依然。中國抗戰之目的，純為自衛，中國必須恢復其領土主權行政完整，此乃任何國家立國自存之最小限度立場”；“特代表我全體國民莊嚴宣佈：中國民族必以堅強不屈之意志，動員一切物力人力，為自衛，為人道，與此窮兇極惡之侵略者，長期抗戰，以達到最後勝利之日為止。”＇《國民參政會紀實》上卷，重慶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183頁。＇

國民參政會的成立及其一屆一次會議的隆重召開，舉國上下為之一振。

這次會議表現的團結統一與民主精神，鼓舞了全國人民抗戰的勝利信心。但是也必須看到，這次大會所透過的許多有利於推動團結抗戰的決議和宣言，只是一些原則條文，要把紙上的東西變為現實，尚須經過長期艱苦的鬥爭。

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共召開五次大會。第二次大會於1938年10月28日在重慶召開，時值廣州、武漢相繼失守，全國抗戰和統一戰線面臨嚴峻考驗。

大會前夕，汪精衛大放“和平煙幕”，製造妥協輿論，並加緊投降活動。一時間，國內形勢惡化，人心浮動，有鑑於此，大會開幕之日，毛澤東致電汪精衛，指出，當此全國抗戰進入最嚴重新階段的時候，最首要的任務就是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堅持舉國上下精減團結之民族統一戰線，這是使我民族國家轉弱為強之關鍵，開展勝利局面之樞紐。中共參政員在會上提出《擁護蔣委員長和國民政府，加緊民族團結，堅持持久戰，爭取最後勝利案》。

該案痛斥漢奸親日派妥協投降的無恥論調，引起廣大參政員的強烈反響，參加署名者達67人之多，佔出席人數的55。3％，創造了歷屆參政會提案聯署人數的最高紀錄。華僑參政員陳嘉庚未能到會，從新加坡發來一份“官吏談和平者以漢奸論罪”的電報提案，矛頭直指汪氏之流。汪派參政員極力辯解，廣大參政員則痛斥投降派，堅決反對議和。經過鬥爭，該案被改為“日寇未退出我國土前不得言和案”得以透過。

這次大會閉幕之後一個半月，身為議長的汪精衛就帶著幾個親信死黨分子公開叛國投敵了。國民參政會議長由蔣介石繼任。1939年2月召開的第一屆第三次國民參政會，以及爾後的兩次大會，透過了一些提案，重申抗戰到底的既定國策，聲討汪逆賣國罪行。

在一屆三次大會上，蔣介石代表國民政府宣讀了《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提出“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共同目標，以及精神動員的實施計劃。許多參政員提出推進民主政治的問題。參政員董必武提出加強民權主義的提案，要求政府應給各黨派以法律上的保障。參政員周覽、馬君武等51人聯署提案，要求國家制度進行重要改革，建議“政府行動應法律化”、“政府設施應制度化”、“政府體制應民主比”。這一提案震動了大會，觸及了國民黨蔣介石的政治統治。

一屆三次大會以後，國民黨蔣介石加緊進行反民主反共活動，在各地與共產黨製造磨擦，並制定《防制異黨活動辦法》，其壓制共產黨、壓制民主的獨裁面目，明顯地暴露了出來。在1939年9月召開的一屆四次大會上，中共參政員要求國民政府保障各抗戰黨派之合法權利，取消各種所謂防制異黨活動辦法。各民主黨派參政員，如左舜生、張君勱等提出立即結束黨治，實行憲政。經過激烈鬥爭，蔣介石作出“實施憲政”的許諾。

蔣介石實施憲政的許諾，不過是迫於形勢的搪塞之詞，並無真正實行的誠意，而在反共反民主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於1939年冬即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1940年4月召開的一屆五次國民參政會上，國民黨利用軍政部長何應欽作軍事報告的形式掩蓋反共磨擦的事實真相，連篇累犢地攻擊共產黨、八路軍。中共參政員董必武向何應欽提出質詢：“總長所舉電文，多與事實不符”。八路軍將領聯名致電蔣介石及國民參政會，列舉大量事實駁斥何應欽的誣衊不實之詞，說明國共磨擦真相，使一些參政員恍然大悟，紛紛批評國民政府，要求立即制止磨擦，團結抗日。

然而，國民黨蔣介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