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釋一下你的想法。”

魯迅說，那我就再說幾句。所謂“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就是泡沫史，根據我的考證，有史可考的中華文明只有3700年。有人說從地下挖出幾萬年前的陶罐或者在哪個山洞發現野人痕跡，證明中華文明還包括“史前史”。這是無知，有些洞裡，還挖出過50萬年前的頭蓋骨呢，與文明史扯不上半點關係。文明包含兩個要素：哲學——人類思想的薈萃，文化——人類心靈的寄託和對美的詮釋；私產——人類走向文明第一步。在哲學、文化、私產萌芽之前，沒有文明史，只有莽荒史、原始部落史。

這時，梁啟超站起來打斷了魯迅的話，“周部長這觀點很新鮮，我第一次聽說。能否詳細跟我們講講。”

魯迅說。梁總長，你聽我慢慢講。中華文明的源頭，最早是封建主義，也就是分封制。是被秦始皇推翻的；封建制之後是集權制。區別在於：封建制：思想多元、言論自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比如春秋戰國時期；集權制：&nbsp；思想單元、言論禁錮、言多必失、禍從口出。比如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封建社會只有“天子”，集權社會才出現了“皇帝”。秦始皇推翻了“封建制”後，創立了“中央集權制”。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集權制世代相傳了2000多年，一直延續至今，直到大總統建立共和國，所以，我們必須對歷史糾偏，中國早沒了封建。只有集權**，一旦集權**，人民就成了奴隸，勞動人民統統被剝奪了“自由謀生權、自由遷徙權”、然後“一切行動聽指揮”地奉命扛活。這就是我說的三千餘年古國古。人民確是在做奴隸和做奴隸不得的年代生存，所以，集權**制度下，王朝興，百姓苦，亡，百姓也苦。

梁啟超問：“那你說私產是人類走向文明第一步，這個怎麼說？”

魯迅說，私產是個體尊嚴的基礎。太史公也早說過，倉廩實而後知禮節，沒有衣服穿的人，是不會覺得光屁股是羞恥的。有了私產，人才是為自己活著。財產權是人最重要的權利，任何名義上“公有”，比如“井田制”，土地公有，支配權都歸一小撮人，要麼在貴族手中，要麼在公僕手裡。百姓只剩下了奉命扛活權。歷史只有在對比中才能被看穿本質：不管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只要剝奪了人們“自由謀生、自由遷徙”權，那就是封建的復辟和社會倒退。所以十七世紀英國著名哲學大師約翰。洛克曾經大聲疾呼：財產不可公有、權力不可私有，否則人類必將進入災難之門！

宋驍飛說：“說得對，人民的自由謀生和自由遷徙，是基本權利。我也曾說過，對權力毫無制衡力，只能導致另一種專權與災難，比開明**更不如。人類文明史都是以愛為本——博愛、兼愛、仁愛，任何煽動恨與斗的理論就是反文明。”

梁啟超問魯迅：“周部長，聽說你還贊同劃分階級？這跟布林什維克那一套有什麼區別？”

魯迅說：“任何社會，人事分三六九等的，當然有階級之分。不過布林什維克錯在用‘貧富’標準劃分階級，我認為‘牟利手段’才是劃分階級屬性、研究歷史走向的唯一標準。依仗特權和壟斷牟利的，是特權階級；依靠自由和競爭牟利的，是資產階級；那些特權無門，只能靠勞動謀生的，是無產階級。不然，依靠貧富來劃分階級，和倉廩實而後知禮節的現實是相反的。&nbsp；”

宋驍飛笑著說：“我同意按‘牟利手段’劃分階級屬性。”

魯迅說：“我要說的話，已經講完了，望諸位三思。最後，我提醒大總統幾句，歷史證明了一切：張角、朱元璋、李自成、張獻忠、洪秀全、義和團、布林什維克，從來都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以前的國家，也多是靠暴力建立起來的，但是暴力卻和文明背道而馳，槍桿子出政權，卻永遠出不了老百姓的人權。我重新編寫《中華史》不是傳統的敘述史，而是糾偏史、對比史、真相史，當權者看了會怒罵、權貴看了會責罵，同行看了會妒罵，老百姓看了會咒罵，可不管你們怎麼罵，只要還剩下一口氣，我也要重寫中國的歷史，開啟塵封千年的頭腦功能、耕耘荒蕪已久的思想土壤，雖千萬人，吾往矣！”

聽到這這句話，馮國璋憤怒地站了起來：“好你個周某人，你一個小小的教育部副部長，竟敢否定大總統提出的槍桿子裡出政權！狂妄至極！”

魯迅回答說：“我是說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但永遠出不了老百姓的人權！”

這時宋驍飛也站了起來，很嚴肅地問魯迅：“那你認為，我們現在的制度是人民民主還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