稚園也要打通。《陳鶴琴全集》，第四卷，第50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

然而，陳鶴琴的抱負和理想卻得不到施展，官場複雜的人事關係使他感到很大壓力。在陳鶴琴的改革實施過程中，他不斷受到各方面的非難，那些被裁掉的校長、教師忿忿不滿，繼而攻訐他，給他難堪，甚至聯名要求給他撤職處分。有一件事情讓反對陳鶴琴的人抓住了把柄。其實，事情很簡單，在陳鶴琴對公立小學學生進行的智力測驗中，有一道例題是關於1927年以前國旗的顏色的，儘管他事先已做了說明，但那些攻擊他的人仍對此死死抓住不放，說他“反動”，並要求予以撤職，幸得陳劍翛出面解釋，風波才告平息。陳鶴琴感到心中十分鬱悶。不久，陳劍翛辭去市教育局局長職務就任大學院社會教育司司長，陳鶴琴更感到自己“慘淡經營”、“困境重重”。這時，上海工部局華人納稅會敦請他前往上海，希望他主持公共租界的華人教育事務。為此，陳鶴琴躊躇了好幾天，有些猶豫不決。自1919年9月他應聘來到南高師任教，南京已經與他的生活和情感緊密相聯，這裡有他的心血和果實——鼓樓幼稚園；他對南京的大街小巷、山水草木，尤其是學校和幼稚園都非常熟悉；他所制訂的計劃還有許多事情沒有做完，難以割捨。

在一個仲夏月夜，陳鶴琴和他的學生雷震清、潘抑強、李清悚踏著皎潔的月光，沿著環繞市政府四周的馬路，慢慢地踱步，走了一圈又一圈，他們在一起分析、討論。他的心情很複雜，輕輕嘆氣。此情此景，對一向樂觀的陳鶴琴說來極為少見，他的學生也是頭一次看到。後來，他們一起來到潘抑強的住所，每人吃了一碗酒糟，心情都有些沉重。看起來，書生氣未脫盡的陳鶴琴已經不能在這樣的環境裡繼續待下去。他沒有過硬的靠山和背景，也不諳官場與政客規則。但他要辦教育！他要做事情！想了許久，陳鶴琴用腳在地板上大力一頓，嘆了一口氣說道：“走吧！還是走吧！”

一　在公共租界辦學（1）

自20世紀初葉，國內不斷高漲“收回教育主權”的聲浪，1925年5月，上海爆發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由英美實際掌控的公共租界當局開始重視華人納稅人對租界事務的參與。有資料顯示，在公共租界裡，外國人人口和納稅額所佔比例不足10％，華人人口及納稅額佔90％以上。黃書光：《陳鶴琴與現代中國教育》，第108頁，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1928年3月26日，代表租界華人商界利益的虞洽卿在致工部局的函中，除提到增加華董的席位問題，還提議可聘請華人從事租界華人的教育及管理，規劃華人教育經費，以擴充華人市民教育。4月3日，納稅華人會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正式作出決議，提出在工部局增加華董席數的過渡辦法；強調華董席數須以捐款比例相符為原則；在工部局各機構中增加華人職位，以會同辦理各部門行政；儘快聘用華人教育委員會和華童公學的人員，並以捐稅的20％作為增加的教育經費。據說，當時在工部局的華董曾提出建立華人小學的議案，此議案在透過的時候曾有附帶條件，內容是華人小學可由中國人自己來辦，若辦不好則仍由西人來辦。因此要找一位有歐美留學背景，並在教育方面有建樹、有聲望的本土人士主持租界華人基礎教育的事務，以體現中國教育主權，租界當局和華董們最終選擇了陳鶴琴擔任這一職務。在這樣的大背景下，1928年夏天，陳鶴琴來到上海。這時，他與妻子俞雅琴已經有了四個孩子——8歲的兒子一鳴、5歲的女兒秀霞、2歲的女兒秀煐和不滿週歲的女兒秀雲。

此時的陳鶴琴已近不惑之年，卻仍矢志追求，繼續自己在南京未能實現的目標，全身心投入到辦學的事業中，“不專事做官，要做事”。陳鶴琴認為“小學教育是國民的教育，是造就人才的開端，是發揚文化的始基，所以比中學、大學教育更加重要。國家的發展，青年的前途，全在小學教育的改進”《陳鶴琴全集》，第四卷，第51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在租界裡，過去由外國人管理、主要以教育外國兒童為主的西童學校，各項教學設施、條件都十分優越；而華童學校不僅教學條件差，數量也很少。陳鶴琴擔任這一職務的目的很明確。他把在漢口路工部局的辦公室設在檔案室裡的一間小房內，有一天，他的侄子問為什麼不換一個條件好一些的樓層，他回答：“我有事情要辦，我來是為華童爭權利的，不是為我自己爭什麼的。”上任後，他很快著手建立新的華童學校。在他任職的11年裡，共辦了7所小學（附設幼稚園）、1所女子中學、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