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代”。此“交代”極為詳細地敘述了柯慶施因胰腺炎而死的經過。

我看完檔案，找到方兆麟醫生，他回憶了許多重要的細節。於是，我寫出了《柯慶施之死》。發表前，送當時在柯慶施身邊工作的某同志審閱，他只改動了幾個字。這篇文章能夠做到史料確鑿，檔案起很大的作用。這篇紀實文學發表後，也被多家報刊轉載。海外也迅即轉載。

我在寫作《愛國的“叛國者”──馬思聰傳》一書時，檔案也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馬思聰在“*”中被迫出走的經過，是這部長篇的重要內容。這一內幕，鮮為人知，而海外報刊又謠傳甚多，甚至說是周恩來“暗中幫忙”……

為了查清真相，得到公安部門大力支援，細細閱讀了當年關於追查馬思聰出走經過的“002號專案”的全部檔案，頓時撩開了重重迷霧。在那四口袋檔案中，詳細記錄了馬思聰出走的日期、路線、車次，沿途住在哪裡，跟誰接觸等等。另外，我又請文化部給予支援，調閱了當年“中央*”文藝組的檔案，又查到一卷馬思聰檔案。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些部門的幫助，沒有查閱這些重要檔案，我幾乎無法完成《愛國的“叛國者”──馬思聰傳》。

《文匯月刊》發表了《思鄉曲》之後，我當即航寄一份到美國費城，送給馬思聰先生。

後來，據馬思聰先生親屬告訴我，馬思聰先生含淚讀完《思鄉曲》，夜不成寐。因為這篇報告文學，觸動了他內心深處的痛苦和對往事的無限感嘆。

據說，馬思聰先生當時曾向別人打聽：“葉永烈先生是不是*處理有關我的事務的負責人？”馬思聰先生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因為我的報告文學中提及諸多外人難以知道的情況。

其實，我是依據公安部檔案室提供的四口袋“002號專案”檔案寫作。“002號專案”檔案中，記載著馬思聰出走的詳盡內情。

我完成《姚文元傳》後，《新觀察》雜誌便在1987年19期至1988年1期，以７期的篇幅連載。許多報刊予以轉載。

在採寫過程中，檔案也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尤其寫及是姚文元之父姚蓬子，因為他有過一段不光彩的歷史，在“*”中作為“防擴散材料”，銷燬了許多關於姚蓬子的檔案。

我來到上海市公安局檔案室查閱姚蓬子檔案。不料，那裡所儲存的姚蓬子檔案，也只剩一個牛皮紙空袋，內放一紙公文，說明在“*”中何年何月銷燬！我又來到派出所，甚至連那裡的戶籍檔案上姚蓬子的戶籍卡，同樣不知去向！

我不得不多方查詢，花費不少精力去“追蹤”姚蓬子檔案。最後，我在華東師範大學的檔案室，查出一卷姚蓬子檔案，使我喜出望外，因為姚蓬子曾經在那裡擔任過教師……

至於姚文元的檔案材料，還算好查一些。我查到他親筆填寫的履歷表，使我排定姚文元年譜有了第一手資料。

在我寫種種人物傳記過程中，差不多都要查閱有關檔案。檔案室已成為我寫作的不可缺少的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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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老人“凝固的聲音”——錄音帶庫（1）

在我的書房裡，除了檔案庫之外，錄音帶庫也是極為重要、極為珍貴的。

一位朋友給我打來電話，詢問能不能找到當年我採訪孫銘九先生的錄音磁帶？我的這位朋友是記者，在一家電臺工作，正在製作一套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回顧的節目，“西安事變”是其中一個專題。他很想採訪年已九旬的歷史老人孫銘九，在電臺播出孫銘九關於“西安事變”的回憶。當年，孫銘九奉張學良將軍之命，親手拘捕了蔣介石。很可惜，由於孫銘九患病，不能接受他的採訪。他聽說我曾採訪過他，而且知道我在採訪時總是錄音，便問當時的採訪錄音帶還在嗎？我一手持電話耳機，一手“敲”電腦鍵盤，很快就從電腦中的錄音帶目錄裡查到，我在1992年7月20日採訪孫銘九先生，錄了兩盒磁帶。這兩盒磁帶編存在第二十二組磁帶裡。這樣，我就答應複製一套六年前採訪孫銘久先生的磁帶給他……

採訪孫銘九的錄音帶，只是我所儲存的上千盒錄音磁帶中的兩盒。我不寫慈禧太后，不寫康熙皇帝，多年來從事當代重大題材紀實文學的創作，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在於當代人寫當代史，很大的優勢就在於可以直接採訪當事人，記述口述歷史，挖掘許多新的史料。

我注重採訪。採訪時，口問手記，同時用錄音機錄音。我用活頁筆記本作採訪記錄，然後按專題裝訂。我的書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