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們又不能賠錢當官，可以想象，即便是他們這樣的人也是需要接受陋規，甚至也不少收的。那麼，大清帝國還可能有清官嗎？

我們可以再問一個問題：清代的京官一年大概收受了多少地方官的饋贈禮銀？在李慈銘的時代，不算為數眾多的“行走”、候補京官，在職京官大約有6500名。李慈銘任正五品的郎中，在九品官制中剛好處於中間的位置，我們可以以他為例子去推測京官收受地方官饋贈禮銀的總額。如同光緒十三年李慈銘收入所顯示的那樣，不算實物型禮物，也不算那個絕大部分官員都沒有的書院束脩收入，只算那些饋贈禮金、印結銀和鄉賢祠外官捐銀（及團拜銀）三項，它們的總數是兩。取個整數，是大約1000兩。這個數字作為所有京官平均每年收受的工資外收入應該是不算高的。以這個數字為標準，6500名在職京官收受的工資外收入達到650萬兩銀子。這個數字意味著什麼呢？

要知道這些銀子都是地方官贈送的（印結銀雖不是現任地方官所送，但捐錢買官的人最終會當官，所以與地方官所贈沒有太大的差別），地方官的錢來自下級，最終提供這些錢的是基層官吏，而基層官吏的錢則來自老百姓。這就是說，即使我們暫且不考慮地方官自己的好處，僅僅是考慮地方官為京官提供的這650萬兩銀子，當年的國家財政收入是8000多萬兩，這些錢相當於基層官吏收稅時要多收大約8％。這意味著什麼呢？地方基層官吏為了收取這些費用，他們是不可能完全按照國家正式的稅收標準向老百姓徵稅的，他們必須在徵稅時巧立名目亂收費或者亂攤派。這樣，帝國的秩序就被打亂了。

一　朱縣令的送禮簿（1）

2006年6月28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期間，新華社記者採訪成思危副委員長，副委員長笑言：“我曾經說過，中秋節前北京堵車很嚴重，都是送月餅的，什麼時候中秋節前北京不堵車了，我們的政府可能就好多了。”（見當日新華網報道）中秋節送月餅大概不止是中國人的習俗，但送月餅導致堵車卻可能是中國獨有的現象。送月餅只是送禮的一種表現形式，它送的大概也不止是月餅。對於中國人來說，送禮與其說是一種習俗，不如說是一種政治，這裡面有許多學問，也有許多有意思的故事。

雍正五年（1727）三月，山東武定府蒲臺縣知縣朱成元和泰安府新泰縣知縣王僧慧實行工作對調。離任有“交待”制度，即離任官員要向接任官員移交賬簿、現金和其他財物，辦一個交接手續，跟現在的離任審計差不多。

接到離任的通知，朱成元知道有麻煩了。因為他從康熙四十一年（1702）七月開始任蒲臺知縣，至今已有26年之久，歷年積累的財政欠賬——虧空達26000餘兩銀子，自己在任是移新蓋舊，東挪西補，窮於應付，現在離任，要把這個窟窿一下子給補上，根本就做不到，因此沒法“交待”。於是他想了個辦法——用“民欠”代虧空。所謂“民欠”，就是老百姓欠糧未交。老百姓欠糧未交，知縣也有責任，但既然是欠糧未交，就可以由接任者繼續催交，銀子仍有著落，所以還可以交待過去。當然，這種“交待”需要知情的人通同隱瞞，負責經辦錢糧的縣衙“吏書”（相當於現在的會計人員）們需要做工作。朱成元以知縣老爺的身份請這些人吃飯，親自陪酒，又送禮物，並答應等自己到新泰縣任上之後設法彌補，“吏書”們答應朱成元先用造假的賬簿來應付新來的知縣王僧慧。

沒有想到的是，朱成元到新泰任上之後，發現新泰縣也有虧空，他不可能挪用新泰縣的錢去補蒲臺縣的欠賬。蒲臺縣的“吏書”們很快了解到這些情況，知道朱成元彌補虧空已無可能，深怕自己被連累，便把假賬簿及內情報告了新任知縣王僧慧。王僧慧向上級報告，參劾朱成元，事情便瞞不住了。

對於王僧慧的參劾，朱成元採取了一種出人意外的應對方式：他也編造一些理由去告王僧慧，並說王僧慧故意把“民欠”說成虧空，是誣陷。按理說，這事並不複雜，山東省內就能處理，山東全省的虧空很嚴重，高達260多萬兩，蒲臺縣的這點子事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我們現在不太清楚的是，當時山東的省級官員是怎麼處理此事的（由於缺乏這方面的史料），朱成元的思維又與別人有什麼不同——本來這件事明顯理虧在己，他居然派家人張士榮到北京去告御狀。既然鬧到了中央，小事也變成了大事。但是如果這件事的性質還只是限於清查虧空的話，仍然不足以產生全國性的影響。讓人沒有想到的是，由於一件特殊事物的出現，使得案件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