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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被破壞了的帝國秩序

京官外出辦差接受地方官員饋贈，在京接受甚至謀求地方官員的別敬、炭敬、冰敬等饋贈，地方官的錢從哪裡來？京官收取印結銀，捐官的人白白多了一項費用，他們當官之後會怎麼辦？答案其實很簡單，但順著這個思路推理下去，問題就不那麼簡單了。

我們只說冰敬、炭敬和別敬。

根據李慈銘同時代人何剛德的分析，同治、光緒以來，冰敬只有總督、巡撫等地方高官送給軍機大臣，其他的京官只送炭敬。這個說法其實不能概括所有情形，李慈銘本年也收到過冰敬，只是數量甚微，所以大致不虛。冰敬因為送得少，可以暫時忽略。

炭敬有點像現在的年終獎金，只不過給他們發獎金的不是朝廷，而是地方官員罷了。實際上，炭敬就是春節過節費，在地方上叫節敬。何剛德說，炭敬是“饋歲”（新年禮物）的意思，所以地方官員贈送所附的信裡一般不直接說數目，而以梅花詩八韻、十韻或數十韻來代替，如果是四十兩銀子就說是“四十賢人”，三百兩就說“毛詩一部”，顯得很儒雅。有人送貝勒載濤一千兩銀子，信封上寫的是“千佛名經”四個字，可是這個花花公子連這個意思都不懂，還拿給別人看，後來拆開來，才發現裡面是一千兩的銀票。（《春明夢錄》卷下）送炭敬，最少的是8兩，多的是300兩（多是送給軍機大臣這樣的高官顯宦的），至於像“千佛名經”這樣的厚禮比較少，大概只是少數人給那些掌權的親貴送的。

別敬是由被召見進京述職的地方高官、從中央外放為地方高官的官員向京官“道別”時的一種饋贈。還有一種情況是三年有一次大考評，那時地方官員要進京。按照何剛德的說法，送別敬是很普遍的，地方大員——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到京，除了朝貴之外，同鄉、同年，以及籍貫在自己當官的那個省份的京官，一般都得饋送，標準是銀子10兩左右，後來也有降到6兩的。但是這個標準顯然過低。道光二十七年（1847），張集馨出任四川按察使（類似於省政法委書記），送別敬留下了具體的人和標準：“軍機大臣，每處四百金，賽尚阿不收；上下兩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訊辦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書、總憲（都御使）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同鄉、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應酬，共用別敬一萬五千餘兩。”從張集馨的這份送禮名單來看，從軍機大臣、六部長官，到一般的同鄉、同年，幾乎都要送到，最多的送到400兩，最少的16兩（沒有具體列出來的是不是有比這個少的不知道），總數則達到了讓人驚訝的15000餘兩。這個總數估計沒有水分，因為張集馨記錄的其他幾次情況和這一次差不多。比如1845年出任陝西糧道，送17000兩；　1849年出任貴州布政使，送11000兩；1850年出任河南布政使，送12000—13000兩。（《道鹹宦海見聞錄》）

在張集馨生活的道光時期，銀子是比較值錢的，2兩銀子大概可以買一石米，換算下來，一兩銀子大概值155元人民幣。那麼10000兩銀子就值155萬元錢。這就是說，張集馨每送一次別敬，就送出去不止155萬元的錢，多的達到263萬還不止。張集馨哪來這麼多錢呢？以1845年出任陝西糧道那一次為例，他是向朋友借錢加上向銀行貸款才湊齊的。其中向廣東洋行借的9000兩，要九厘利息，向一個叫汪衡甫的人借的500兩，利息竟要二分。花利息借錢送別敬，難道不要還嗎？當然是要還的。還的錢從哪裡來？那就只有到任之後收取陋規了。

晚清思想家馮桂芬說：“大小京官，莫不仰給於外官之別敬、炭敬、冰敬。”（《校邠廬抗議？厚養廉議》）京官沒有地方官的饋贈無法生活，他們勢必想方設法讓地方官吐血，所以有些地方官開始害怕和討厭京官的這種“專以咀嚼外官為事”的傾向，並且“以進京為畏途”（《道鹹宦海見聞錄》咸豐九年日記）。咸豐九年（1859）三月，段光清因升任浙江按察使進京，同年、同鄉和浙江籍京官都為他接風餞行，經常是一天要赴七八處宴會，他不能推辭，每次都去赴宴，但都是“飲酒數杯，略話寒暄，又赴他席”，這樣“酬應數日，酌留別敬”，段光清說自己“已花銀數千”，但是仍然感覺在京官那裡“不見討好”。（《鏡湖自撰年譜》）

張集馨和段光清都不是貪官，按照一般的標準來看，或許還能算是比較清廉的模範官員，但是他們每到一次北京，送別敬就要花費數千到一二萬兩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