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但是，他們的日子也不長了，他們的力量和規模與這個敵手無法相比。

這個敵手近在眼前。它，就是五角大樓的官僚機構。

拉姆斯菲爾德沉迷於對付這個內部敵人，對真正的敵人卻視而不見。就在他說這話的時候，距離敵人對他的總部發動直接襲擊已經不到24小時了。

2001年9月11日之後，這屆政府依舊視官僚機構為敵人。從表面上看，這個國家安全機制沒能預見或阻止“9？11”襲擊，必須再一次進行大的改組。主要結果是將多個負責國內安全的機構（如海岸警衛隊、特勤局、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和其他負責移民、海關、運輸安全、邊境巡邏的機構）整合起來，組建又一個部級部門；將多個負責情報蒐集和分析的機構集中起來，並進一步擴充套件其行動。其實，這次改革給已經頭重腳輕的行政部門再增加兩個新的官僚機構：國土安全部和美國情報系統。

同時，像肯尼迪及其繼任者一樣，布什總統也努力不讓國家安全機構擋住前進的道路。他使用了看來行之有效的方法：把國家安全機器中有潛在麻煩的部件邊緣化；不管資歷如何，將親信安排到高階職位上；在方便和必須的時候乾脆繞開這些機構。

甚至在“9？11”之前，布什政府就已經開始設法將參謀長聯席會議邊緣化，不斷地將唯命是從的人派到參聯會主席辦公室。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改革派就想解決這些困擾參聯會的問題，做法是賦予參聯會主席更大權力，削減各軍種參謀長的權力。20世紀90年代初，科林？鮑威爾將軍主掌參聯會，比爾？克林頓總統這時深有體會：一個有頭腦、有魅力、有個性的參聯會主席會讓總司令的日子不好過。1993年初，鮑威爾利用“軍隊中的同性戀”爭論體面地將了新總統一軍，建立了克林頓時期的軍民關係模式。同年晚些時候，18名美國士兵在摩加迪沙的混戰中被擊斃，鮑威爾及其同僚巧妙地將責任推到文職官員身上。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不安全的國家”（6）

鮑威爾1993年退役後，克林頓選擇了一位不像鮑威爾那樣敢於阻礙總統行動自由的人取而代之。喬治？W？布什總統（或者代表他做事的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延續了這一做法。實際上，拉姆斯菲爾德有過之而無不及。克林頓1993年在參聯會手裡失去的尊嚴在10年之後才得以彌補。哪位高階軍官敢表達對入侵伊拉克的懷疑，拉姆斯菲爾德及其副手保羅？沃爾福威茨就會把他揪出來不斷羞辱。2003年2月，陸軍參謀長埃裡克？新關（Eric　Shinseki）將軍在參議院武裝力量委員會作證時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即佔領伊拉克會帶來巨大挑戰，將需要幾十萬兵力。這與布什政府模糊但樂觀的預測相左。新關的坦率立即招致拉姆斯菲爾德及其副手的指責。非常惱火的沃爾福威茨對媒體表示，這位將軍的評估“非常離譜”。新關成了不受歡迎的人，很快被迫退役。

新關的命運給其同行上了一課。在拉姆斯菲爾德領導的五角大樓，將軍們不敢提問；他們不表達獨立的觀點，對國會也是如此；他們讓做什麼就做什麼。對此，沒有人比湯米？弗蘭克斯（Tommy　Franks）將軍更能心領神會。他是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策劃並實施了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在取悅拉姆斯菲爾德方面，弗蘭克斯簡直是迫不及待。在伊拉克戰爭之前，布什總統問他本人對此有什麼看法，這位將軍回答道：“先生，我們部長現在怎麼想、過去怎麼想、將來怎麼想，我就怎麼想。”

美國走上全球反恐道路之時，高階官員本身對軍民之間的互不信任氣氛負有很大責任。從某種意義上說，拉姆斯菲爾德的嚴厲是文官對軍方兩面三刀、陰謀詭計的報復。軍方的劣跡可以追溯至20世紀40年代，固執任性的各軍種參謀長們逼得第一任國防部長詹姆斯？福里斯特爾（James　Forrestal）精神崩潰，最後自殺。如果說參謀長們罪有應得，但整個國家付出了沉重代價。拉姆斯菲爾德等文職官員不再相信高階軍隊領導人能夠提供不受無關想法影響的專業軍事建議。於是，湯米？弗蘭克斯成為布什政府俯首帖耳的干將，這個國家毅然走向身陷伊拉克的困境。

中央情報局也是同樣的情況。雖然喬治？特內特（George　Tenet）不是布什總統任命的，是克林頓時期的二手貨，但布什留用了他，甚至在中央情報局有關“9？11”的重大情報失誤之後依然如此。原因好像很明白：總統可以依靠樂於奉承的特內特告訴他想聽到的東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