諮詢機構。在這著名的13天裡，總統沒有召集一次國家安全委員會正式會議，只是敷衍似地約見了參謀長聯席會議一次，而且禮貌地駁回了他們好戰的建議。

危機一過，“執行委員會”立即解散。但是，依靠這種不受憲法法律約束、進行秘密協商的機構的想法依然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執行委員會”從未正式重新設立，但它在許多外表掩蓋下重新出現過多次。肯尼迪的繼任者總是與一小批親手挑選、只為總統負責的顧問碰頭，考慮攻擊哪座城市，侵略哪個國家，顛覆哪個政府。理查德？尼克松依靠的是由兩個人組成的“執行委員會”，即他本人與亨利？基辛格。在一些嚴肅問題上，如與北越談判或與中國建立關係，與國務院或國防部協商是兩人都不屑一顧的事情。可是，最能體現肯尼迪式簡約風格的事例出現在喬治？W？布什時期。入侵伊拉克的決定好像出自一個虛擬的“執行委員會”，它在現實世界中從未存在過，但形成了某種共識，為行動提供了基礎。總統從未實際釋出過這樣的正式決定，但他的親近下屬依然前行，彷彿他釋出過命令似的。

同時，如“豬灣事件”插曲顯示的那樣，中央情報局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明顯失敗引來潮水般的提議，試圖“治理”這些機構。其實，試圖糾正這些國家安全機構缺陷的改革者們，在肯尼迪上臺之前就開始為之努力了，在其去世後還繼續努力了很長時間。為了找到良好的管理模式，讓中央情報局、五角大樓和參謀長聯席會議有效運轉，無數研究小組、高階委員會和國會調查小組相繼成立。1947年創立國家安全機構的法案一簽署為法律，有關機構改革調整的提議就開始出現，之後一直是耐寒的多年生植物。例如，“9？11”之後此類改革的主張推動成立了一個藍帶委員會（Blue　Ribbon　mission），發表了又一個似是而非的報告，促使國會創立了國家情報總監一職，並新設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為總統提供幫助。這給早已錯綜複雜的美國情報系統又增添了一層官僚機構。

在很大程度上，這種永無休止的運動伴隨著總是無法預測的結果，掩蓋了國家安全機制的真實情況，也就是說，自從肯尼迪以來，歷任總統本人及其主要下屬早已認為這些機構已經不可挽回地破產了。前國防部長詹姆斯？施萊辛格（James　Schlesinger）對參謀長聯席會議的評估意見適用於整個國家安全官僚機構：它的建議“總的來說離題萬里，正常情況下沒有人看，幾乎總是無人理會”。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不安全的國家”（5）

對佔據權力內圈的人來說，國家安全機構是一個需要繞過的障礙，不是一項可以利用的資產。從國防部長或國家安全顧問的角度看，職業軍官、職業外交官或情報分析人員不是合作伙伴，而是競爭對手。這些職業人員不是有利於行使行政職權，而是使之複雜化或加以阻撓，從而追求他們各自機構的利益。可是，因為這些國家安全機構是行政權力的基礎，帝國總統是最不願意公開承認國家安全機構內在缺陷的人。結果，美國人民一直被矇在鼓裡，認為不管犯了什麼錯誤，參謀長聯席會議和中央情報局等依然是維護國家安全和人民幸福不可缺少的機構。

就這樣，這個國家安全機制延續了下來。之所以如此，不是因為它的活動改善了美國人民的安全，而是因為只要它存在，就永遠有理由維繫帶來地位、影響和大量財富的政治安排。這些機構表現不佳本來可以讓人合理地質疑：沒有它，美國會不會變得更好？相反，失敗卻會帶來越多調整和改革，以及幾乎總是更大程度的機構擴張。國家安全機構把局面弄得越糟，它就會越枝繁葉茂。與此同時，總統們絞盡腦汁地尋找繞開、迴避或封閉這些機構的方法。

喬治？W？布什政府上臺時，已經視這個國家安全機制為敵人了。“9？11”事件前一天，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把國防部職員集中到五角大樓禮堂，明確地表達了這一觀點。“今天的主題，”這位國防部長開始說道，

是對美利堅合眾國安全構成威脅而且是嚴重威脅的敵手。這個敵手是世界上最後一箇中央計劃經濟堡壘。它透過釋出五年計劃，實施管理。從它的首都，它企圖對不同時區、大洲和海洋的人們發號施令。它憑著令人難以忍受的一致性，窒息了自由思想，壓制了新鮮觀點。它破壞了美國的國防，將我國公民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

這個敵手聽起來像是前蘇聯，但是它已經消失了。我們今天的對手更加狡猾，更加充滿敵意。你可能認為我說的是世界上最後一批年老體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