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地作出更好的決定。他們認為自己不僅聰明，而且富有創造力，對國家安全機構宣誓效忠的傳統和規則毫無耐心。

如果說肯尼迪腦海裡還殘存著這些機構仍然有用的想法，那也沒有持續到“豬灣慘敗”之後。肯尼迪成為總統後，計劃運用中央情報局訓練和裝備的古巴流亡者推翻古巴的菲德爾？卡斯特羅，且進展順利。肯尼迪只需發出發動入侵的訊號。然而，這位新總統有些猶豫，指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萊曼？萊姆尼策（Lyman　Lemnitzer）將軍評估這一計劃的可行性。參謀長們贊成這一行動，肯尼迪便發出了命令。於是一場巨大的災難發生了。

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參謀長們之所以支援這次行動，不是因為他們希望能夠馬到成功，而是因為他們希望借中央情報局的失敗為常規入侵鋪路，這是他們更喜歡的消除卡斯特羅的方式。參謀長們知道肯尼迪無意下令直接入侵，他已經這麼說過多次，但他們期望依靠一場總統親自參與的中央情報局災難來迫使其下手。他們不是直接向總統提供專業建議，而是在與總統兜圈子。

在國家安全機構的歷史上，“豬灣事件”是一個轉折點。憤怒的肯尼迪確信自己被耍弄和背叛了，並從這次經歷中得出兩個重要結論。

第一，“豬灣事件”讓他認為，中央情報局所謂悄悄、經濟地處理困難問題的名聲被極度誇大了。中央情報局策劃的這一愚蠢入侵計劃本來就不可能掀起一場成功的反革命運動。它所依靠的情報往好裡說是有所欠缺，往壞裡說就是蓄意編造的。入侵古巴的流亡力量是一群粗心大意的烏合之眾，缺乏人員、訓練、紀律、有力領導和充分的空中與後勤支援。從策劃到實施，整個行動都很外行、草率。所有這些在中央情報局內部也非常明顯，雖然，中央情報局已把這一事件的內部調查報告列為機密，公眾無從知道。

第二，“豬灣事件”讓肯尼迪認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不管獲得了多少綬帶和獎章，要麼愚蠢，要麼不值得信任。“那些吃著水果沙拉的傢伙的就知道坐在那裡點頭，說這個計劃會成功。”他埋怨道。不管參謀長聯席會議是太愚鈍還是太聰明，肯尼迪已經得出結論，讓他們在政策制定中擁有更多發言權是一個錯誤。雖然還需要諮詢高階軍事領導人，但他再也不會聽從他們的集體判斷了。

“豬灣事件”讓肯尼迪蒙羞，給他上了一課，引起了三種反應。這裡非常值得回憶一下，因為為了彌補國家安全機構的不足，他採取的方式與其繼任者非常相似。

第一，為了防止中央情報局和參謀長聯席會議造成更大損害，肯尼迪果斷地更換了兩個機構的領導人。他清理掉萊姆尼策，換上退役將軍馬克斯韋爾？泰勒（Maxwell　Tayloy）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泰勒認為，任何一位主席都必須義不容辭地“信守當屆政府的外交政策和軍事戰略”。泰勒就是這樣一位信徒，一個徹頭徹尾的肯尼迪支持者。這位總統用約翰？麥科恩（John　McCone）替換了長期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更有甚者，肯尼迪在幕後指揮其弟弟、時任司法部長羅伯特全權負責中央情報局最敏感、最重要的任務：加倍努力除掉菲德爾？卡斯特羅。這位司法部長對秘密行動、陰謀破壞和暗殺幾乎一竅不通，但這無所謂，他對總統的忠誠毫無問題，這是他負責“貓鼬行動”所需的唯一資格。

“不安全的國家”（4）

失去對中央情報局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信任之後，肯尼迪轉向別處尋求建議，因而實際上建立了另外一個看似更為強大的權力中心。這是“豬灣事件”引起的第二個反應。從此，當總統徵求建議時，他日益倚重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麥克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和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這裡的主要想法是邦迪（哈佛大學某學院前院長）及其副手W？W？羅斯托（W。　W。　Rostow，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史教授）、麥克納馬拉（福特汽車公司前董事長）及其國防部長辦公室擁有博士頭銜的“神童們”，都會向總統提供比杜勒斯、萊姆尼策等陰謀家們更為及時、簡練和令人信服的建議。但是越南戰爭表明，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肯尼迪對“豬灣事件”的第三個反應是繞開國家安全機構，臨時設立沒有正式或固定職能，但可以隨時建立或廢除的特別機構。最能表明這一手段效力的經典案例是“執行委員會”（Ex　m），它是肯尼迪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臨時設立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