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本行政”是中國傳統行政管理的特徵之一。行政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什麼？是人還是物？或者說應以什麼為本？是以人為本還是以物為本？這是行政管理實踐的出發點，也是行政管理理論研究的出發點。在中國的行政文化中，往往更多地強調“物本”，即以物質財富為本位。具體講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政府行為的目的問題上，把促進物質財富的增長作為政府行為的最終目的。在近代中國社會，由於經濟落後而被動挨打，希望國家富強成為很多有識之士的共識，期望政府能夠領導國民發展經濟，使國家富強起來，這是近代中國行政文化的主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當時的中國“一窮二白”，百廢待興，迅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成為當時國家和政府的首要任務。十年“*”致使我國經濟走向了崩潰的邊緣。“*”結束後，黨和政府痛定思痛，果斷地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英明決策。20多年來，黨和政府在領導人民進行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然而，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在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後隱藏著許多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如教育經費短缺，很多人無錢治病等。在某些政府官員看來，政府行為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發展經濟，增加財政收入，而沒有看到物質財富創造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滿足人的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第二，在政府職能問題上，過分強調政府促進物質財富增長的職能而忽視政府社會服務和公共管理的職能。一般來說，政府主要有經濟、政治、文化與社會等方面的職能。儘管在不同的時期政府的職能有所側重，但任何時期都不應該對其他職能予以偏廢。然而，從我國政府職能發展的歷程來看，確實存在著常常因重視某一職能而偏廢其他職能的現象。改革開放以前，特別是在“*”中，我國政府因過分強調政治職能而忽視了經濟、社會和文化職能。“*”結束以後，政府將全部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就意味著政府職能的側重點是經濟職能。但由於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片面理解，政府在充分發揮經濟職能促進物質財富增長的同時，對其他職能重視不夠，尤其是對社會管理職能重視不夠。

第三，在政府績效評價問題上，過分強調政府在促進物質財富增長方面的績效而忽視政府在社會服務和公共管理方面的績效。評價政府績效總離不開一定的標準，在改革開放以前，各種各樣的政治指標成為評價政府績效的主要指標，甚至是唯一指標。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政府工作重心的轉移，對政府績效進行評價的指標體系自然也會發生變化，經濟指標成為評價政府績效的主要指標。問題不在這裡，而在有些地方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把經濟指標當成了唯一指標，而經濟指標也是不全面的，換成了單純的GDP指標，有關社會服務、公共管理的其他指標則沒有引起夠的重視，從而產生了所謂的“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問題。以上幾點表現的實質在於政府在管理上過分地“重物輕人”，沒有看到政府促進物質財富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政府強化經濟職能，促進物質財富的增長，當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物質財富增長了，政府卻不能提供良好的社會服務和公共管理，人民群眾的需要也不可能得到更好滿足，至少很難實現現有物質條件下社會效益的最大化。

全球化背景下中國行政管理面臨的十大挑戰（2）

這種“重物輕人”的行政管理與全球化時代各國正在走向趨同的“以人為本”的行政倫理是不相吻合的，因而面對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必將受到嚴峻的挑戰。

對“全能行政”的挑戰

中國傳統行政管理的特徵之二是“全能行政”。所謂“全能行政”，從一般意義上而言，就是認為政府是一種“全能”政府，即有能力全面地對社會和個人行使權力並負有全面責任的政府。也就是說，政府對社會和個人事務什麼都會管、都應該管，也能管好。從實質上而言，這種“全能行政”是一種“無限行政”，這裡的“無限性”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假定政府具有無限的管理能力，也就是全面管理社會的能力。我們知道，從理論上講，任何具體個人的能力總是有限的，這是因為他或她總要受到其所處的時代及環境條件的限制。然而，人類作為不斷發展的認識和實踐主體而言，它對這個世界的認識與改造能力則可能是無限的。全能行政的主張者們正是把這種理論上假定的人類的最終認識與實踐能力當成了政府現實所具有的能力，並在行政管理實踐中予以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