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末我在美國參加一會議，發現身旁一學者有動筆的癖好，倒也不是做會議筆記，只是筆頭不閒，在會議材料的反面或空白處胡寫，有時默寫古體詩，有時默寫洋文句子，有時甚至把會標之類抄上多遍。我心生奇怪，後來問及此事。他想了想，說是嗎？又想了想，說他可能是寫慣了，尤其是當知青時抄書太多，以至到如今差不多一摸筆就手癢。據他說，他曾赴江西省插隊，在鄉下抄滿過近百本筆記本，幾乎抄出了一個圖書館。因為一件“反革命團伙”案，他坐牢兩年多，但他在監房裡還把《毛澤東選集》英文版抄了三遍。他學英文的辦法是，找一本詞典，每天背下一頁，就撕去這一頁，待整本書撕完，英文也就嚥下一肚子。

他是“*”後最早出國的數萬留學生之一，很快成為經濟學界一顆新星。在普遍的國外輿論看來，八十年代初陸續出國的這一大批總體素質最佳，不僅謙遜而刻苦，而且學養不俗。其中很多人都是越過本科直升碩博。類似的情況是，在很多高校老師看來，“*”後最早的上百萬大學生，特別是文科生，總體素質也首屈一指。用有些老師的話來說，能遇上這幾屆可謂人生之幸。這裡當然有比例不同的原因，比如從十年積累的考生總量中擇優，與一般考錄沒有可比性。但即使不這樣比，這是否也能顯現出十年並非一張白紙？

憑藉手抄書一類手段，知識薪傳一直明斷而暗續、名亡而實存。如果真是“垮掉”和“斷層”，數以百萬計的好學生後來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垮掉”、“斷層”最為活躍和承重的三十年來，為何反而爆發出中國最強勁的發展？

現在，我的一些手抄書早已不知所往。隨著出版的開放與繁榮，我的書櫥也越來越多，盛滿了太多精美而堂皇的套書，不需要我再在油燈下燻黑鼻子。但有時候我會不無惶惑，似乎書已經多得壞了我的胃口，讓我無所適從。又覺得新書像富人的賓客，舊書像窮人的朋友，我在太多賓客面前反而有些孤獨。

有人說過：借書讀時讀得最多，買書讀時讀得稍少，發書讀或贈書讀時讀得最少。這裡還可加上一問——抄書讀的時候呢？

與一般的讀書相比，抄書自有其優點：

一）三讀不如一抄，抄一遍有利於增強記憶；

二）抄書是個細活，能迫使你聚精會神細嚼慢嚥地讀；

三）抄書很辛勞，抄者對這種書總是更珍惜，於是有可能復讀得更多；

四）抄書一般只能是摘抄，而摘選需要你去粗取精，因此有利於總攬全域性抓住重點，讀出某種主動性和超越性；

……

當然，這種手工活畢竟太耗時間，畢竟不足以抵消嚴重的短缺。在一個資訊速生和知識高產的時代，急匆匆的現代人還可能抄書麼？

韓少功：漫長的假期（10）

騙書

“灰皮書”、“黃皮書”、“白皮書”等統稱“皮書”。這是指中國上世紀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一大批“內部”讀物，供中上層幹部和知識人在對敵鬥爭中知己知彼，因此所含兩百多種多是非共或*的作品。如社科類書目裡的考茨基、伯恩施坦、托洛茨基、鐵托、斯大林的女兒等都是知名異端。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也赫然其中。至於文學方面，《麥田裡的守望者》（塞林格）、《在路上》（凱魯亞克）、《厭惡》（薩特）、《局外人》（加繆）、《解凍》（愛倫堡）、《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索爾仁尼琴）、《白輪船》（艾特瑪托夫）、《白比姆黑耳朵》（特羅耶波爾斯基）等，即使放到百年以後，恐怕也堪稱經典。

經過一段停頓，1972年“皮書”恢復出版，雖限於“內部”，但經各種渠道流散，已無“內部”可言。加上公開上市的《落角》、《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麼》一類，還有《摘譯》自然版和社科版兩種雜誌對最新西方文化資料的介紹，愛書人都突然有點應接不暇。春暖的氣息在全社會悄悄瀰漫，進一步開放看來只是遲早問題。如果說1968意味著秩序的基本恢復，那麼1972是否意味著文化的前期回潮？這是一種調整還是背叛？是*”被迫後撤還是“*”更為自信？

從後來眾多作家、學者的回憶來看，他們的青春歲月裡都有“皮書”的影子。一些觀察者還把“皮書”暗潮與後來的“四五*”直接聯絡，與我的感覺大體相通。

書店裡重新有了活氣。我認識的省內各位老作家和老編輯，也在這時陸續離開鄉村或幹校，回到城裡操持舊業。他們恢復了兩個文學期刊，從來稿中發現我，幾次讓我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