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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

教教他們治雞瘟也好呵。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韓少功:漫長的假期(8)

這樣,他們想學的我不懂,我懂的他們不要。多少年後,我看見有些大學生志願者受非政府組織(NGO)所派,來到尚缺溫飽的貧困鄉村,分發女權或環保的資料,熱情萬丈地教幾句英語,教一兩首英文歌,把娃娃們搞得迷迷瞪瞪,就覺得他們身上也有我當年的影子。一代代的文明救主,看來都不大考慮雞瘟之類俗事。

夜校因為我的莽撞而夭折。事情是這樣:為了“學巴黎”,我糾集兩個青年學員,其實是腦子比較呆的兩位,共同寫了一張大字報,炮轟場民兵營長王某,先拍下一隻小蒼蠅再說。大字報指責他經常躲避勞動,開小灶暗揩集體的油,實在太資產階級。沒想到的是,副書記對大字報似乎暗喜,至少沒對我說什麼,倒是原來對知青們較為寬厚的正書記大為光火——原來他是王某的同村人,近期還成了王某的入黨介紹人,見我往肉湯里拉屎,見某些幹部隔岸觀火,恨不得一口把我吃了。他怒氣衝衝一把撕了大字報,站在地坪裡開罵:“搞什麼突然襲擊?還拉攏貧下中農來搞派性?告訴你們,蛆婆子拱不翻磨子,黨的領導是鐵打的!”

周圍兩排宿舍鴉雀無聲,誰都不敢說話。

什麼夜校?鬼叫吧?”

本地人把校也發音為“叫”。

第二天入夜,我來到“夜叫”,發現我的預感果然被證實:一個學員也沒來,幾排條凳冷冷清清。連我的那兩位共犯,從書記房間出來以後也慌慌張張,再也不同我說話,更不會喊我“老師”了。我原來準備好的第二期課本和第三期課本,都只能成為廢紙了。

我發現自己確實是一隻蛆婆子,連樹葉也拱不翻的蛆婆子。但認識這一點,對我後來讀懂一些書倒是大有助益。

補記:1972年春,我從茶場轉到某大隊落戶,遇到有學校老師休產假什麼的,也被叫去臨時代課。我此時再無啟蒙壯志,革命意志衰退,只是同娃娃們瞎混,算是賺一點輕鬆的工分。誰效忠,我就在黑板上畫鮮花或者紅旗(給女娃),坦克或者飛機(給男娃),下面寫出相應的象徵性領獎者。誰調皮,我在黑板另一邊畫醜八怪,下面標出他的名字,說不定還狠狠加刑:咔嚓——畫一手槍瞄準之,或嘩啦——畫一糞瓢逼近之。這種獎罰分明的朝廷王法,讓子民們興奮莫名,下了課還圍著我尖叫。我哪給他們正經上過課?幾乎所有課都成了塗鴉和胡扯。但後來有一次在路上遇到茶場那位書記,竟得到他的微笑:“你是個聰明人,現在總算走正路了,搞教育革命的鬼點子還蠻多。”

他說,我班上有一娃就是他的外甥,最喜歡新老師了,這些天一放下飯碗就往學校裡跑。

是嗎?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應該高興一下。〕

抄書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高一級有一美男,工人子弟,籃球打得好,毛筆字寫得好,又有渾厚男中音,在早晨的樹林裡呵的一聲開誦,立刻暈了一大片女生。紅衛兵們愛詩熱潮由此而起。郭小川的《青紗帳/甘蔗林》,賀敬之的《三門峽/梳妝檯》、普希金的《致大海》等,立刻成為被大家爭相傳抄的朗誦文字,成為晝夜裡此起彼伏的男聲和女聲,包括有些人對舌頭痛苦的折磨。

當時大家幾乎都有一兩本手抄詩。下鄉後,詩心在勞累中漸失,娛樂只剩下夜晚唱歌這種自我播音,於是抄歌的還是不少。蘇俄的,美國的,拉美的,歐洲的,南亞的,日本和越南的,加上中國少數民族的歌曲,尤得很多女知青的青睞,幾乎也是人手一冊。多少年後,凡老知青們聚會,只要《三套車》、《老人河》、《流浪者之歌》一類音樂響起,中老年們差不多個個能唱。這種當年地下歌潮所留的餘習,這種無組織、無領導、無綱領的全國性音樂認同,與學歷教育倒是毫無關係。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韓少功:漫長的假期(9)

一些知青做著文學夢或科學夢,當然更有抄書習慣。我在縣城裡結識黃某,後來當上編劇的一位,發現他抄錄了幾大本古文,深受震動和啟發,回鄉下後也如法炮製,每借來一書,便擇優輯抄,很快就有了厚厚幾本,以彌補書藏的短缺,以備今後溫習。好幾個早上起來,我的面目被人取笑,原來是柴油燈的煙太多,晚上抄書時靠燈太近了,太久了,鼻息吸引油煙,就會燻出個黑鼻子和黑花臉。知青點的朋友們也經常幫我,比如發現廢品站有什麼舊書刊,發現商店裡有包裝貨品的舊報紙,就會留心多看一眼,把有用的紙片帶回來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