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而治，老辦法，但還是好辦法。隔江對峙，南邊恐怕制度上會不同於北邊。制度不一樣，我們恐怕會好過得多。四川知青和昆明知青都覺得挺高興，有上海知青擔心會在上海打得很厲害：隔麼好來，瓦特了，屋裡廂嘛……（那麼好了，完蛋了，家裡頭嘛……）　。　想看書來

阿城：聽敵臺（2）

其實事情已經過去了，說著說著好像事情馬上會發生。

571工程紀要》是歷史文獻。它的行文口氣是“*”初起時大學生的語言，不過林立果當時已經被提拔為空軍作戰部部長，他的文字語言，其實影響至今。我偶然看到劉亞洲先生的文章，也是這樣的口氣。平心而論，這個《紀要》是一份改革文獻，它第一個提出現代化的關鍵，即，現代化首先是解決極權的問題。百年來中國一直沒有完成工業革命，即第一次現代化。蘇聯好像完成了，還贏了“二戰”，所以新中國誤會為工業革命並不威脅政權，尤其是工業現代化也並沒有阻止德國出現希特勒。周恩來在“九大”提出四個現代化，似乎順理成章，結果不久就出事了。

當下的所謂後現代，實質是針對第一次現代化，也就是解決了政治極權的工業現代化之後的批判，大致是第二次現代化，即後現代。後現代要解決的是沒有政治極權的現代化社會中的各種權力的問題，以前的二級權力現在成了一級權力，商業化，媒體的權力，話語權，等等等等。八十年代出國留學者出去碰到的是第二次現代化，教授們開出的教科書大致都屬於第二次現代化內容。他們九十年代歸來，可能忘了國內第一次現代化遠未完成，而且退到初級階段了，手中有磨好的洋刀，結果庖丁亂解牛，模糊了兩次現代化。我聽過不止一個留學生說，你不知道，國外知識已經換代了。這種話，對於國內的人來說，真是壓力而又壓力，百多年來，中國人一直處在一種希望的壓力之中。我還記得八十年代初北大請來美國的詹明信，批判媒體，主要是電視的權力控制。在美國，沒錯，但八十年代初在中國，全國才有多少電視機啊！有電視機，也只是個政治權力的喉舌啊。

1976年的“四五*”，也是從境外廣播聽到的。第二天在山上，大家都在議論昨天發生在萬里之外的事情。當地出生的人問起天安門廣場有多大，那時北京知青都辦回北京了，結果在場的人只有我見過天安門廣場，我大致目測了周圍幾個山頭的距離，用手劃了一下，說從這兒到那兒，從那兒到那兒吧。大家一齊驚呼“妹”。“妹”是雲南的驚歎表示音，等同現在港臺流行過來的“哇”。驚歎時常常還會“妹妹”或“妹妹噻”，也等同“哇噻”。不過我喜歡妹妹。

七十年代聽境外廣播，當時叫敵臺，我不知道在全國知青當中普遍不普遍。雲南知青中相當普遍。雲南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地方，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聽不太清楚，報紙也要多少天后才運到山裡，收藏在黨支部書記家，捲菸抽的時候都是向支書手上撕條報紙。所以中央的電臺和報紙，對聽敵臺的人來說，只能算參考訊息。聽敵臺，並非只是關心政治訊息，而主要是娛樂。我記得澳洲臺播臺灣的廣播連續劇《小城故事》，因為短波會飄移，所以大家幾臺收音機湊在一起，將飄移範圍佔滿，於是總有一臺是聲音飽滿的。圍在草房裡的男男女女，哭得呀。尤其是鄧麗君的歌聲一起，殺人的心都有。第二天在山上，總要有一段時間劇情大討論，昨天沒顧上聽的人，藉機補課，總是矮人一截的樣子，聽過的人則都在發飆。

還有就是香港的宗教臺，“主說……”，“主，告訴我們……”，“《以西結書》，第二十章，在曠野之違逆，這樣，我就使他們出埃及地，領他們到曠野，將我的律例賜給他們……”我那時記憶力真好，過耳不忘，隨時可誦。我也不會忘記聽這臺的上海知青似乎睡著了，可是忽然就有眼淚流出。　。　想看書來

阿城：聽敵臺（3）

臺灣台，男播音員的聲音有點乾癟，女播音員的聲音，“大陸同胞……”，有點妖，男知青的話：聽著挺好，可是不跟她上床。

蘇聯臺，有一個播音員聲音怪，好像是叛逃過去的人，可是聽口音又辨不出是哪省人。“這裡是莫斯科廣播電臺，啊（很短的一個啊），莫斯科廣播電臺……”好像瞟了一眼什麼。

*，英國BBC，等等等等。多的是嘰裡哇啦的外語，所以每個知青的收音機短波線上，都刻上道兒標示出漢語臺的位置。我有一個道兒刻的是BBC英語臺，不是聽英語，而是這個位置經常有音樂會實況轉播。現場觀眾的噪音，樂隊定音，咳嗽，鼓掌，大概是指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