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得自我剋制力的滿足。再者是專心享受自然的變化。我每天帶著畫箱，帶著書上山，可還沒幾天，就沒什麼書好帶了，有一天，只好拿了本《毛選》。《毛選》的精彩篇章過去背過，熟到完全感覺不到內容的程度。

可那天在杏樹下，讀《毛選》的感動和收穫，是我讀書經驗中少有的，至今記憶猶新。一段精彩的有關文藝的論述，是從一篇與藝術無關的文章中讀到的：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於藝術和科學的發展。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透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透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採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

今天重讀，真不明白那天對這段話怎麼那麼有感覺，也許是由於這段話與當時文藝環境的反差。我的激動中混雜著覺悟與憤慨；毛主席把這種關係說得這麼清楚、這麼有道理，現在的美術工作者怎麼搞的嘛！坐在杏樹下，我看幾句，想一會兒，環視群山，第一次感覺到藝術事業的胸襟、崇高和明亮的道理。那天的收穫，被埋藏在一個業餘畫家的心裡，並佔據了一塊很重要的位置。

北大在郊區，身邊的人與美術圈沒什麼關係，我很晚才透過母親辦公室同事的介紹，認識了油畫家李宗津先生，這是我上美院之前求教過的、唯一的專業畫家。李先生住北大燕南園厚牆深窗的老樓，他拿出過去的小幅油畫寫生給我看，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油畫魅力。李先生覺得我能看進去，又拿出兩張大些的畫，有一張《北海寫生》是我在出版物上看到過的。在他那裡的時間；像是一個沒有“*”這回事的、單獨的時空段，它與外面熱鬧的美術創作無關，是秘密的，只在那種古老教堂的地下室，只在牧師與小修士之間才有的。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徐冰：愚昧作為一種養料（5）

在農村晚飯後，我常去老鄉家畫頭像。畫好了，把原作拍張照片送給他們。那批頭像有點王式廓的風格，我手邊有一本《王式廓素描選》。他善畫農民肖像。由於範本與所畫物件極為吻合，我的這批畫畫得不錯。只是由於燈光昏暗（一盞燈掛在兩屋之間），大部分畫面都比較黑。

每次回京，我帶著畫去看李先生。有一次，他家小屋裡掛著一張巨幅油畫，頂天立地。原來這是他的代表作《飛奪瀘定橋》，從歷史博物館取回來修改。他鼓勵我多畫肖像畫。可那次回村後，上年紀的人都不讓我畫了。後來才知道，我回京這段時間，四爺死了，走前剛畫過他，說是被畫走了。反正全村人差不多都畫遍了，我後來以畫風景為主。

去李先生那裡加起來不過三次，最後一次去，怎麼敲門也沒人應。後來問人才知道，李先生前幾天自殺了。原來，他一直帶著右派帽子。過去在中央美院，“反右”後被貶到電影學院舞美系。“*”期間不讓這類人畫畫，最近鬆動些，可以畫畫了，卻又得了癌症。他受不了這種命運的捉弄，把那張代表作修改了一遍就自殺了。那時受蘇聯的影響，流行畫色彩小風景。每次畫我都會想到李先生的那幾幅小油畫；那些逆光的、溼漉漉的石階，我怎麼也畫不出那種感覺。

當時有個說法“知識青年需要農村，農村需要知識青年”。如何發揮知識的作用，是需要動用智慧和知識的。知青中，有的早起去各家收糞便，做沼氣實驗；有的翻書，研製科學飼料。這很像報紙上先進知青的事蹟，難怪，後來我們也成了先進知青。

我能幹的就是出黑板報。村裡上工集合處，有一塊泥抹的小黑板，黑色退得差不多沒了，我原先以為是山牆上補的塊牆皮呢。有一天我心血來潮，用墨刷了一遍，隨便找了篇東西抄上去，重點是顯示我的美工才能。完成後，煞是光彩奪目（當時還沒搶眼球的說法），從老遠的山上，就能看見這鮮亮的黑方塊，周邊更顯貧瘠蒼涼。後來，收糧溝一個知青出的黑板報，被人們“傳頌”了好一陣。有一次我買糧回來，就聽說：“北京有人來看咱村的黑板報了，說知青文藝宣傳搞得好。”我後來跟公社的人打聽，才知道來者是劉春華，他畫了《毛主席去安源》，是當時的北京市文化局局長或副局長。

後來，黑板報發展成了一本叫《爛漫山花》的油印刊物。這本刊物是我們發動當地農民和知青搞文藝創作的結晶。我的角色還是美工，兼刻蠟紙，文字內容沒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