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途為霍格在《曼徹斯特衛報》那個月月末發表的一篇文章提供了素材。他正在培養自己作為一個作家觀察背景所應具有的獨特視角，主要體現在他下面這段對鄉村的描述中：

我們走過了一個滿是墳包的曠野。後來我們的卡車到達了山區，每爬一個山坡都是一次冒險，卡車緩慢地前進著，後輪胎的軸承被壓得嘎吱嘎吱響。輪廓分明的河谷、凹凸不平的地平線、綠色和棕色的四四方方的莊稼地、整齊規則的梯田……所有的景物都給人一種黃土高原特有的、超然對稱的感覺。

到第三天下午，車輪胎磨破了，司機放棄了努力。車上的人們拿好自己的行李，在一條擁擠的小路上開始了剩餘50英里的步行。一隊隊的軍用卡車來來往往，揚起了一片塵土。護送的騾車載著從當地蒐集來的物品比如火柴開往西安。還有幾百輛的手推車，在一擔擔麵粉、蔬菜的重壓下咯吱咯吱地響著，他們都去往延安。

在這條塵土飛揚的路上，不斷有新的八路軍志願者加入這幾千人的學生隊伍前往延安共產黨根據地。這群年輕的志願兵身無分文，許多人隨身所帶的僅有一支牙刷、一個鐵杯子和一條毛巾。他們的目標是同一個地方，這個地方為夢想破滅的中國青年指引了一道希望之光。

延安時期在毛澤東的一生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中共中央在延安的這13年成就了中國一代偉大領袖——毛澤東。

毛澤東出身富農家庭，因此家裡可以供他讀書。1911年春，17歲的毛澤東來到省會長沙，當時共和主義風潮正刮遍中國。多年以後，始於這個城市的政治道路讓他有機會見到陳獨秀，一個激進的知識分子領袖。陳教授給了他的年輕仰慕者一個在長沙推廣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工作機會。毛澤東很樂意地接受了這份工作。他愛讀書，早年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做過6個月的管理員。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使得中國20年代早期的知識分子和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對馬克思主義革命思想越來越感興趣。凡爾賽和會中，控制和會的列強決定把戰前由德國掌握的膠州灣及其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這一不平等條約激起了中國民眾的憤怒，引發了北京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也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標誌著中國城市知識分子階層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民族主義，這一曾經在19世紀鼓舞並震撼了歐洲大陸的理想，在20世紀初來到了中國並得到了擁護。1919年以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就把將中國從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解救出來作為他們的偉大使命。對外界，尤其是莫斯科的新布林什維克政府來說，中國進行馬克思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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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口的陷落（2）

當時中國正陷入軍閥混戰的泥沼。絕大多數的權力之爭不是光明正大的敵對，而是打政治太極拳。然而事實是中央集權的最後一點餘跡隨著滿清政府1912年的垮臺而煙消雲散了。之後的中華民國政府結果也只是曇花一現，沒能實現它的統治。與此同時，西方列強和日本緊緊抓住他們在中國瓜分的租界和利益，而中國的廣大農民依舊生活在幾千年來的封建桎梏下。

在外來的許多思潮和觀念的鼓舞啟發下，就中國的出路問題上出現了兩派截然不同的觀點：由孫甲山領導的國民黨最終所接受的實用主義漸進的模式和中國共產黨所倡導的馬克思主義革命道路。

1920年8月由陳獨秀領導的八人馬克思主義小組在上海成立。馬克思主義小組成立的目標是要把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帶到中國，蘇聯政府在中國共產黨成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以後許多年間也一直是它的影響力量和資金來源。1921年13名黨員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毛澤東是其中一員。參加大會的蘇聯代表堅持要讓中國共產黨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分部，這一建議遭到了中國代表們的強烈反對。中共與蘇共之間的關係開始出現裂縫，最終在20世紀50年代末破裂。

1924年出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全國形勢開始朝著有利於南方革命政府的方向發展。在蘇聯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和當時弱小的共產黨建立了革命統一戰線。孫中山於1925年病逝，沒能完成結束軍閥混戰，統一中國的大業。他的遺志和國民黨的領導權落到了蔣介石，當時廣州黃埔軍校校長的肩上。

1926年至1928年蔣介石對共產黨發動閃電襲擊，當他奪取了中國南部省市的控制權後，國共決裂了。隨後北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