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羅西旅館”。為那些即將離開戰爭城市、不再繼續戰事報道的記者準備送別晚餐；此外，還會相互打賭，看誰會留到最後。正如隨後被證實的，這名合眾國際社的年輕記者成為了留在這裡時間最長的人之一。

在漢口，共產黨的高階代表周恩來，對西方媒體非常照顧。他定期在八路軍武漢辦事務和這些記者會面，並表示會盡其所能將最新訊息告訴大家。周恩來總是很小心地對當時的國民政府發表自己的看法，並堅持著統一戰線思想。終其一生，他對於黨的忠誠從未動搖過，這也是毛澤東非常重用他的原因。在西方媒體眼中，周恩來是一位充滿魅力，而且極善言辭的人，對於毛澤東，他也是最重要的組織者和執行者。

與此相反，蔣介石則把大部分西方媒體看成是危險分子。他自認為自己沒有錯。當這場戰爭開始時，西方媒體所表現出的就是敏感的集體反日情緒；隨著戰爭衝突升級，抗日統一戰線的結成，外國媒體更加公開其對於國民政府的不友好情緒，也對共產黨及其游擊隊員給予了更大的同情。

在周恩來接待那些重要的外國通訊員，特別是美國記者時，蔣介石則只接待如《時代》和《生活》雜誌的發行人亨利·盧斯這樣的富人。在媒體眼中，國民政府的王牌就是蔣介石的妻子——宋美齡。因為她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並且每次出現在公眾面前時，她都能熟練地應付各路人物。因此，她成了各個媒體滿懷著敬意採訪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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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口（10）

那年6月份，在日軍封鎖漢口前，霍格準備搭乘火車北上先到西安看看，再乘坐卡車到共產黨的新根據地——延安看看，因為毛澤東領導的中共領導機關駐在那裡。本來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已經為喬治安排好了前往延安的旅程，卻由於霍格在參觀共產黨根據地的慾望和與漢口同事離別的不捨的矛盾中掙扎而不得不推遲了幾天。

喬治在6月3日寫回家的信中談了自己的顧慮，也提到了他的新朋友史沫特萊。他以孩子般的熱情寫道：

史沫特萊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我曾經和你們提過一些難民組織，史沫特萊傾其所有幫助他們，將其募捐的數千美元一分不留地捐給了他們。在外國人眼中，她是一名共產黨，所以和她並不多來往。然而，她卻不能成為中國紅軍的一員，因為在那個組織中，除了醫生，是不接受任何外國人的。她也沒有從俄國大使館獲得工作機會，因為他們擔心會陷入其他大使館的流言當中。她那本千辛萬苦得到的美國護照，還沒寄到她的手中，就被中國的法西斯偵探偷走了……如果日本人來了，他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殺了她。

日本人的確來了，包括了500名日本新聞工作者的龐大的日本媒體團，攝影師和廣播員都來了，他們嚴陣以待，準備報道日軍即將取得的勝利。然而，他們不得不繼續等待，因為氣勢恢宏的長江及其北部的黃河，還有中國軍隊，減緩了他們的侵略步伐。

漢口的陷落（1）

1938年6月，霍格離開漢口，坐上了北上的火車，沒有告訴任何人他的去向。國民政府早前下達了禁止任何西方國家記者採訪共產黨延安根據地的禁令，對違反此規定的記者將撤回委任書。為美國幾家大報社工作的記者可以無所顧忌，但大多數記者還是遵守了這一禁令。而霍格只是一名特約記者，行事就更需要格外小心了。

兩天以後，火車把他帶到了古城西安。巍峨的城牆見證了這座古代都城在過去兩千多年裡的動盪與興衰。西安的城牆據說修建時寬可容納三輛牛車，高可達十人的高度。當日軍加強對國民黨政府控制下的主要城市進行空襲時，這些城牆再一次成為這個城市第一也是最後一道防線。在這些堡壘下面，陰暗、潮溼、老鼠亂躥的地窖成為了人們躲避日軍瘋狂轟炸的唯一避難所。每天晚上，成千上萬的人擠在這些地下防空洞避難，聽著炸彈爆炸聲，等著警報解除的訊號。兩年以後，世界另一端一個曾經有城牆的古老城市的人們也遭受了同樣的境遇，在地下防空洞尋求避難。

從西安出發北上，一輛紅十字會的卡車載著霍格駛向他要去的地方。坐在一堆貨物和行李中間的乘客包括一對新婚夫妻，新郎的妹妹，兩個年輕女難民和一隊紅十字會護士。霍格第一次感受到了共產黨對中國青年巨大的號召力。和他坐在一起的這些年輕人眼睛裡閃爍著信念的光輝，散發著一股救國救民的熱情。霍格那時候漢語很不流利，但那些交流也足夠讓他認識到這群年輕人奔赴延安，為的是拯救國家，他們的心中充滿了理想。

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