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拉黃包車的人力車伕則把衣服綁在腰間，滿頭大汗地穿梭在大街小巷，軍隊裡計程車兵也換上了夏日的制服；而那些居住在當地的外國社群的人們，至少是男人們，也都換上了短褲和短上衣。

對記者而言，天氣轉暖似乎是個恩惠。因為這加速了新聞的發生速度：痢疾和霍亂會隨著溫度的升高而加速蔓延，而日益晴朗的天空也使得日軍的空襲清晰可見。霍格在給家中的信上這樣寫道：“傳染上瘧疾、霍亂和傷寒等疾病的機率已經非常之高，就像隨時可能被流彈，散彈擊中或在破舊的木屋子裡被抓一樣。”

那時候，霍格白天著手研究發生在武昌和漢陽城市的致死疾病，晚上則外出報道在突襲中的傷亡情況。他時而騎著腳踏車，時而搭乘運送傷員的卡車。他還和曾經在路德教會結識的主教的女兒以及另外兩名音樂家組織了一個爵士四重唱樂隊，在學校或者醫院裡用中文和英文為當地百姓獻上即興演出。霍格的嗓音演唱爵士樂是再合適不過了，他的一個同事曾誇耀他“給他一架鋼琴，他就能為觀眾唱首歌。”

從春天到初夏，漢口已經成為了一個被包圍的城市。城市的要塞都被裝備上了機關槍，主要路段的盡頭也設定了用水泥加固的大木門，外面還攔上了兩排鐵絲網和電線，以阻止敵軍對城市進行的可能的快速佔領。被外國人控制的地帶也在計劃一片“安全區”，希望藉此可以保證日軍衝進城市後，當地居民的安全。

那時正值歐洲戰場爆發戰爭的前一年，距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還有兩年半，上海的兩大主要租界仍然控制在西方力量的手中，像香港一樣，它們在珍珠港受襲後才遭到侵犯。

中國的商人認為居住在漢口的大批外國人以及外資企業會讓這座城市免予遭受發生在南京的殘暴遭遇。於是，人們尋找各種理由在高樓外面繪上或者掛上外國國旗；外資公司和銀行也用大幅的中英文寫明該財產已經抵押或者出賣給外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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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口（9）

共產黨和國民黨宣佈要站在統一戰線上，蔣介石強調全軍都應該齊心協力為捍衛中國而抗爭。平日裡很少出現在漢口的蔣介石，此時已經有了充足的理由避免任何公開的舉動。日本在中國派了很多特務，出高價懸賞蔣介石的人頭。日本的間諜也猖狂地活動著。霍格和他的同事則經常在夜間看見敵軍發射的火箭彈引導著轟炸機向其目標——河邊的供電站發動進攻。

和丈夫不同，蔣介石的妻子宋美齡則到處公開路面，有時候是步行，有時候坐黃包車，有時候則是坐在公車裡。每次出現，她都穿著得十分得體，她到學校、醫院、工廠和慘遭轟炸的貧民窟探望遭受疾苦的百姓。在那個政府似乎不管百姓死活的年代，她幾乎成為了富於同情心的公共代言人。

每天都沿著長江往返的霍格發現漢口的姊妹城市已經不堪戰爭和疾病的摧殘，處在垂死掙扎的邊緣。“在道路兩邊全被炸燬的房屋廢墟中行走，空氣中充斥著木製品發黴的味道，還有石膏和碎石的塵土味道。簡易的帳篷隨處可見，一位老婦人在被炸燬的老房子的廢墟周圍喃喃自語。”

這兩座城市裡的大部分人口都轉移到鄉村去避難，或者是到江對岸的外國租界尋求庇護。政府官員、外國傳教士、黃包車伕、乞丐和難民湧入漢口任何一個可以棲居的地方。那個炎熱的夏天，街上到處都是人，各種交通工具也各顯其能，像另外一個戰場。這片狂熱中，330名英國海軍士兵忙著在英國領事館門外拉建鐵絲網，並調配艦艇等待在碼頭周圍。和那些駐紮在漢口的中國軍隊一樣，他們也在炎熱的天氣中等待著戰事的來臨。

在漢口的媒體記者們還是經常在中午來到美國的海軍俱樂部小聚一番，那裡的規矩是酒水自帶；而晚上，他們則選擇去德明飯店，不用講究酒水自帶的規矩。他們經常會談到日軍在南京進行的慘絕人寰的殺戮，並一致同意中國政府一定會誓死捍衛漢口。這個群體的特點就是融合了玩世不恭和悲觀主義的思想，總是不斷地進行猜測如果日軍佔領了這個城市，他們將會做出什麼舉動。其他人也都在玩這些猜來猜去的遊戲，自從日軍在南京展開大屠殺後，當地所有的媒體充分地報道了這個訊息。因此，在這個已經膨脹地收留了75萬人口的漢口，一旦被日軍佔領，他們將再次做出何種恐怖行為的猜測日益讓大家人心惶惶。

在這種氛圍中，霍格和其他記者組織了一個“最後的挖掘者人俱樂部”，並定期在羅西旅館碰面。在任何一個被戰爭蹂躪的城市，媒體總會找到或者成立像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