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隨時向皇上進言，向朝野討求公道。走得再遠，誰也逃不過這兩關是不是？”司馬光果然有主意。

“要說進言，獻可可是比誰都強！他也早該回京了。不如我們明兒就聯名上書，請求皇上召回獻可。”公著想起呂誨，提議說。

“好主意，明兒咱們就上本。”君實完全同意。

不過，目前暫時風平浪靜，連任何一點爭鬥的蛛絲馬跡都還沒有。要說有，頂多也就是在暗中，為不明朗的未來積蓄能量而已。

但很快，安石就遇到一個小小的挑戰：翰林侍講學士給皇上講書，可不可以坐著？

大宋遺事　第六十六回（5）

在開始，皇上對於大臣一般是比較尊禮的。不說別的，僅僅為了維持皇權，這也是絕對必要的。大體倒是大臣自己迫於皇威，自輕自賤，越弄越沒有分量。在先，歷代規矩，丞相見過皇上，都要賜坐賜茶，然後一起商量國事，這就是所謂坐而論道。大宋朝，太祖一開始也是這樣。可丞相等人，後周時都是與太祖一起共事的同僚，太祖黃袍加身之後，大家才由同僚變成了君臣。這一變，脊樑骨也就變軟了，太祖叫他們坐他們也不敢坐了。一而二，二而三，由新而舊，漸漸就成了新的祖宗規矩：大臣再甭想與皇上一起坐而論道了，統統都站著吧！

翰林院設侍讀、侍講學士，是真宗時的事情。開始也是很禮遇的：老師嘛，統統坐著講書。時間晚了，還有尚食房賞下的御用好酒好菜吃。到仁宗接位，講書的學士突然脊樑骨又發冷，再不敢坐，全改成站著講了。皇上坐著聽倒也罷了，跟著聽的人也全都坐著，只有講書的一個人站著。且不說尊師重道什麼的，所有的人——包括一起聽講的侍者，都跟皇上一起坐著，這又是什麼禮數呢？

安石既是侍講學士，當然得講書。開篇第一講，就發現這站著講坐著聽，有些不倫不類。當時就上了摺子，請求讓講書者坐下，而一起聽講的侍者之流則都得站著。呂公著也是講書的翰林學士，也有同感，支援安石。支援安石的，還很有一批人。韓維不是禮官嗎？他就說：“恢復真宗時的舊制度好。稽古重道，也能顯示皇上的聖明。”

但反對的也同樣很多。

有個御史的話，最地道：“侍臣在皇上面前講書，不能坐。避席而談，原是古今君臣的常禮。假如皇上請講讀官員坐，那是皇上尊德樂道，當然可以。但現在是學士們自己求著要坐，這就是另一回事了。絕對不行！”

另外一些人則說：“乾興以來講讀官一直站著講書，仁宗、英宗兩朝都是這樣。五十年不變的東西，怎麼能一句話就隨便改了！”

神宗問公亮，公亮說：“老臣侍候仁宗，倒都是站著的。”他是實話實說，並沒拿出意見。

這下，神宗有些為難了。坐還是不坐呢？他拿不定主意。

再講書的時候，完事之後，神宗將安石單獨留了下來，說：“愛卿以後講學，可以坐著講。”

安石能一個人獨自坐著講嗎？這事他連提也不提了，倒也沒往心裡去。

究竟是坐是站，不是什麼大事。可只要稍稍一琢磨，它後面的象徵意味，卻實在不能算小。

司馬光笑著問呂公著：“怎麼樣，又學了一回乖不是？”

公著並沒有學乖，自然無從回答。

司馬光看出他不是有意裝傻，敞開了謎底：“坐不坐，一件小事而已！可既成了慣例，要改就難了。小事尚且如此，大事更可想而知！這是不是乖？”

公著這才恍然大悟，由衷地佩服道：“是，是乖。小中見大，慚愧慚愧！”

這話要是安石聽了，不知會作何感想？總不至於無動於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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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遺事　第六十七回（1）

棒打鴛鴦阿雲走險

定議刑獄群臣糾紛

世界上最血腥的事，不是戰爭，而是刑獄。戰爭，水火相併，血肉橫飛，固然殘酷，但雙方各執刀槍在手，畢竟是一種平等競爭：死也好，活也好，大家好歹還是機會均等。刑獄就不一樣了。一旦罹罪，只能坐等懲罰，任人宰割。所謂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想談別的，只好做夢！兩相比較，這種完全不能自衛的傷殘死滅，自然要比有權一爭勝負的對等拼殺，更殘酷血腥。

或許正因為如此，幾乎從刑獄剛剛誕生的那一天起，人們就要求慎重對待它了。隨著專制政體的日漸發展，相因的約束機制也日益健全、完善起來。儘管它始終只是專制政體之下的一種健全與完善，與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