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掙的錢也

多了。

可反過來說，對於教育水平不高、沒工作的家庭，經濟壓力最大的時期，是孩子年齡最大的

時候。當然，這正是澳大利亞社會服務理事局調查所提出的論點。近年來政府在家庭補助金

方面做出的所有“改進”，其目的幾乎都是讓整個制度更適合中等收入家庭的需要。家庭補助

金是減少兒童貧困的一種重要手段，這個概念早被拋到了九霄雲外。

（我得說句公道話，霍華德先生雖然很偏愛單收入家庭，給了他們種種好處，但他總是把單

親家庭排除在外。很多單親家長沒有工作，他們的孩子也有不少處於貧困當中。）

一兩年前跟人合作《澳大利亞比比看》（How　Australia

pares）一書的時候，我沮喪地發現，澳大利亞在兒童貧困方面的記錄並不值得我們驕傲

。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00年的一項研究，澳大利亞有的孩子生活在貧困當中，在全

世界18個發達國家中排倒數第六。而按照更近期的一項研究，貧困兒童的比例已經增加到了

15％。不管哪個資料屬實，都不是什麼值得人吹噓的事情。

最後，讓我們再來看看澳大利亞力爭轉入知識經濟所帶來的一個隱性後果。轉入知識經濟當

然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敢肯定。我們的孩子能受到更多教育，我們的勞動力會變得比

從前更有技能。女孩與男孩齊頭並進，甚至超過男孩。但這裡有一項隱性成本：為我們對知

識的渴求買單的，主要是家長們。孩子接受教育的時間越來越長，加入勞動力市場的年紀越

來越推後，也就意味著他們離家獨立越來越晚，依靠父母越來越久。

除了勞動力市場需求的變化，政府的政策也在變。不管你走到哪兒，各種變化因素都像串通

好了似的，增加你的育兒成本。與其說是“誰用誰買單”，倒不如說是“誰用都是家長買單”。

根據官方資料，半數以上20～24歲的年輕人，仍跟父母住在一起。即便到了25～34歲，還有

12％的青年住在父母家。新南威爾士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的朱迪？施奈德，就年輕人對家長

依賴性的問題，發表了一份研究論文。她指出，上述變化其實在孩子年紀還小的時候就註定

了。

施奈德博士發現，1982年，15～17歲青少年住在父母家的比例是79％，14年之後，這一比例增

至96％。這主要是因為青少年全職工人的就業市場徹底崩潰，待在學校上完高中的孩子越來越

多。同一時期，15～17歲青少年從事全職工作的比例，從22％跌至8％。

很難相信10多年間的變化會這麼大。約有1/3的年輕人進入全日制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比20

世紀80年代初翻了兩倍多。在很大程度上（但並非全部原因），這導致18～20歲從事全職工

作的青年比例，從1982年的一半強，跌到了1996年的1/3。當然，大多數大學生要幹些兼職工

作。原先許多年輕人可從事的全職工作崗位，也就順勢變成了兼職工作崗位，交給學生們去

幹。

可儘管有兼職工作，幾乎這個年齡組的所有學生，仍然保持著對父母的依賴。（倘若年輕人

的個人收入不足以令其個人維持貧困線以上的生活，那麼，調查就將他們視為依賴父母。）

養兒育女的成本（5）

大學入學率的提高，基本上解釋了18～20歲年輕人依賴父母的比例，從1982年的不到40％，提

高到1996年的60％以上。

年齡較大的大學生（21～24歲），情況更為複雜。表面上看，一部分人所做的兼職工作，已

經足以養活自己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該年齡段依賴父母的大學生比例確實下降了—居

然跌到了80％以下！即便如此，由於21～24歲年輕人仍在唸大學的比例逐年上升，該年齡段所

有年輕人依賴父母的比例仍然穩定維持在30％左右。

嚴格地說，住在父母家並不一定意味著生活依賴父母。但兩種情況的區別實在很模糊。如今

，掙錢的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