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他以前曾有過這種感覺，也學會了把它當成直覺引發的警訊。好像有些什麼難以捉摸，有些什麼不太對勁。

兇手的身份證實為艾佛特·古爾博，當過會計師，偶爾也擔任業務顧問兼稅務律師。年紀已經很大。因為瘋狂地寫恐嚇信給公眾人物，最近國安局已對他啟動初步調查。

埃蘭德根據多年經驗知道外頭的瘋子多的是，甚至有些病態狂會跟蹤名人，並躲在後者別墅附近的樹林裡求愛。當他們的愛沒有獲得回報——當然不會有回報！——這份愛很快就會轉變成強烈恨意。曾有些跟蹤狂從德國尾隨一名二十一歲的流行樂團主唱到義大利，參與她每場演唱會，後來卻因為主唱不肯拋棄一切與他們交往而發火。也有些好伸張正義者再三抱怨真實或想象的不公正，有時甚至演變成恐嚇行為。另外還有精神病人與陰謀論者，總之是一些能解讀凡人世界看不見的資訊的瘋子。

像這類將幻想化為行動的愚蠢例項不勝列舉。前外交部部長安娜·林德遇刺不正是這種瘋狂衝動行為的結果嗎？

但一想到有個精神異常的會計師——或不論他是何身份——一手拿花、一手拿槍地晃進醫院，再想到他竟然槍決了警方——而且是由他負責——調查的物件，埃蘭德巡官實在不敢苟同。死者在官方記錄中名為卡爾·阿克索·波汀，但據布隆維斯特指稱，他的真實姓名是亞歷山大·札拉千科，一個背叛蘇俄的渾蛋情報人員，也是黑幫分子。

札拉千科至少是個證人，但在最糟的情況下，他也可能與一連串命案有重大關聯。埃蘭德曾獲准向札拉千科進行兩次短暫的問話，儘管在這兩次談話中後者堅稱自己的清白，埃蘭德卻絲毫不為所動。

殺害札拉千科的人也對莎蘭德，或至少對她的律師感興趣，試圖進入她的病房。

後來他企圖自殺。醫生們表示他很可能會成功，儘管他的身體尚未接收到停止運作的資訊，古爾博能出庭的機率已微乎其微。

埃蘭德不喜歡這個情況，一點也不喜歡。但他沒有證據證明古爾博還有其他不同於外表顯現的開槍動機，因此他決定小心行事。他看著安妮卡。

“我決定讓莎蘭德搬到另一個房間。服務檯右側連廊上有一間病房，就安全上的考慮，住那裡比較好，因為房門剛好正對服務檯與護理站。除了你之外，不許其他人探病。沒有索格恩斯卡的醫生或護士允許，誰也不準進她房間。我還會在她房門外安排二十四小時的警衛。”

“你覺得她有危險？”

“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她有危險，但我想小心一點。”

莎蘭德傾聽著律師與警員的談話。安妮卡的回答竟能如此精確、清楚又鉅細靡遺，令她十分訝異。而律師在壓力下保持鎮定的工夫，尤其令她印象深刻。

不過，自從被安妮卡拖下床、進入浴室後，她便頭痛欲裂。她出於本能，總是儘可能不和醫護人員打交道，她不喜歡求助或是顯現出柔弱的樣子。但頭實在痛得無法好好思考，只得伸手按鈴呼叫護士。

安妮卡這趟哥德堡之行原本只是揭開長期工作的一段短暫而必要的序曲，是為了認識莎蘭德、問問她目前的狀況，順便將他們兄妹倆為這場官司所拼湊出來的初步策略大綱告知當事人。她原本打算當晚便返回斯德哥爾摩，不料在醫院碰上這些意外，害她和莎蘭德都還沒有機會好好說話。莎蘭德的情況比她先前聽說的更糟，不但頭部劇痛還發高燒，一個名叫安德林的醫生不得不開給她強力止痛劑、抗生素等等藥物。因此，當莎蘭德一搬進新病房，門外也開始有警衛站崗後，院方便要求安妮卡離開，而且態度十分強硬。

已經下午四點半了，她不知如何是好。可以回斯德哥爾摩，但明天可能又得乘車到哥德堡。或者也可以留下來過夜，但當事人可能情況太糟，明天仍不得會客。她並沒有訂旅館房間。主要是為受虐婦女辯護的她，財源並不豐厚，昂貴的旅館開支最好能免則免。她先打電話回家，接著打給律師同儕莉莉安·尤瑟弗松，她是婦女網路的會員也是法學院的老同學。

“我現在在哥德堡。”她說：“今晚本來想回家，但發生了一些事，所以得留下來過夜。能不能住你那裡？”

“來呀，那會很好玩。我們都多久沒見了！”

“不會打擾你吧？”

“不會，當然不會。不過我搬家了，現在住在一條和林內街交叉的小街道。我有一間客房，有興趣的話，晚一點可以一塊上酒吧。”

“我要是還有精力的話。”安妮卡說：“什麼時候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