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提保持在原位會產生什麼樣的政治後果。”（巴特勒，王逢振，第94頁）把“女性”的身份視為天經地義的存在，視為“自然”的存在，那麼男尊女卑的男權制也就是天經地義和自然而然的了。這是女性主義絕對不能接受的判斷。 巴特勒在《暫時的基礎：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問題》一文中指出：“與後現代主義相反的一種努力，則試圖加固那些首要前提，即：任何政治理論都需要一個主體，需要從一開始就假定它的主體、語言的參照性以及它所提供的體制描述的完整性。因為沒有一個基礎，沒有這些前提，政治簡直不可想象。”“主張政治需要一個穩定的主體，意味著宣告這一主張不能有政治對立面……於是，這種單方面確立政治疆域的行動就像一個獨裁陰謀，其目的是使關於主體地位的政治爭論立刻得到平息。”（巴特勒，王逢振，第68…69頁） 巴特勒說，女性主義犯了一個錯誤，那就是假定女人和男人各自從屬於一個有著共同特徵、興趣、分享共同身份的群體。（Dunphy；　29）在政治上很有必要使用“女性”、“酷兒”、“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這些詞，這些術語在我們能夠完全理解它們之前就被說了出來。她認為，“女性”一詞在學理上是模糊的，但是在政治上要清楚。區分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不一定對我們有幫助。&nbsp&nbsp&nbsp&nbsp

一、生理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9）

一個矛盾的模式是：社會性別不僅是我們接受的，也是我們抵制的。它維持我們的存在，又限制我們的存在。它影響我們的決定和行動。用巴特勒的話說：社會性別是一個“麻煩”。“社會性別不應當被建構為一個固定的身份”，而應被視為“結果”，是“身體姿態、動作和不同風格的有規律的重複的產物”。（Glover；　et　al。；　157）社會性別既非永遠固定的，也非永遠流動的，而是受到社會和文化的限制的。 有人提出一種分兩步走的方案：雖然女性並不是一種固定身份，但文化和社會把它看成是某種身份，這是當前的現實。我們第一步是爭取各種身份之間的平等身份，第二步是解構女性這一概念，不再把它視為一種身份，而是把它視為行為。“承認一種身份、一種標籤無論多麼有價值，總是有可能將其僵化，固定化，阻礙變化，使觀點變成教條；立場被制度化；潛在的盟友被排除；從而使女性主義變成保守主義。”（Tripp；　40） 持反本質主義立場的女性主義者提出到底是要身份政治還是要橫斷面（transversal）政治的問題，身份政治將男女兩性的關係視為唯一的、對立的，排斥了政治身份的多樣性；而橫斷面政治則承認具有各種特殊傾向的群體，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女性主義同性戀研究者開始強調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社會建構性。由此發展出來的酷兒理論在90年代引起極大關注。 酷兒理論超越了同性戀身份政治，在性別和性的問題上站在反本質主義的立場上。反對正統觀念，提出性別非固定性的理念，破壞固定不變的分類，質疑所有的本質化的傾向和兩分思維。 酷兒理論指導下的寫作以性為主題，特別是從同性戀者和易性者的角度提出問題，質詢對性、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傳統理解。所謂酷兒性（queerness）指的就是難以適應分類。所有那些自稱“酷兒”的人最明顯的特徵就是難以為他們分類。不止是有男性氣質的女人、有女性氣質的男人、同性戀者、易裝者、易性者，還有很多難以歸類的人都會感到：“我的自我不僅僅是這樣的，我比這個要多得多。” 塞芝維克（Eve　Kosofsky　Sedgwick）為酷兒所下的定義是：“酷兒可以指：開放的錯綜複雜的可能性、斷裂、重新選擇、不和諧、不協調、不一致與回應、共鳴、意義的偏離與超越，人的社會性別的形成因素並非與其生理性別完全一致。”（Glover；　et　al。；　106）如果說在女性和女性主義內部有著如此豐富多元的身份，單一的女性概念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身份政治中的第三種立場將本質主義和反本質主義二者都否定了，認為前者忽略了女性內部的差異；後者不能創造有效的理論和政治。它主張將性別劃分只當作暫時的策略。因此，這一方案又被成為“策略本質主義”（strategic　essentialism）。這是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提出來的。公開承認女性概念是一種政治干擾、政治介入，目的就是為了爭取政治利益，而不是為了說明真實情況。“女性”不應當被理解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