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國儒家學說轄制部隊訓教官兵方面的大將。如若拋開政治立場和歧偏之見，胡璉向部隊所灌輸的中華、民族意識，所宣示的國家、正統觀念，所倡導的忠、勇、信、仁傳統武德，所褒獎的砥志、崇德、殉道、死節精神，無甚不好，也無甚不對。胡璉明白一支軍隊不能沒有抱負和信仰，他懂得搬運中國傳統哲學和思想精粹作維繫軍心昂揚士氣的基石。在金門從軍，我學到很多。

下午，胡璉來到某陣地視察。

與幾位營級軍官交談片刻，步出地堡坑道口，發現側後二百米處，有一小廟宇，有三三兩兩士兵進出。他信步走過去。

廟為關帝廟。正面一尊關公塑像，丹鳳虎視，美髯添威，身旁豎一柄木製青龍偃月刀，幽光肅然。左方兩側較小之武將泥塑為關平周倉。香爐內插滿供香，煙縷嫋嫋。胡璉仰視良久，問：士兵們常來進香？

一營級軍官答：是的。打仗拜祭關帝是閩南一帶風俗，士兵們祈求武聖庇佑。

你們軍官也來嗎？胡璉又問。

營級軍官們面面相覷，閃爍支吾，形同預設。

有人給胡璉遞來一束點燃的香。胡璉不接，說：歷史上堪稱軍人楷模典範的人物很多，對部隊，要注意多宣揚岳飛、文天祥、史可法。

言畢，轉身出門。

胡璉讀史，注重“以史為鑑，匡正謬弊，歸本人心。”他對關羽和岳飛的評說是典型的例子。臺灣民間把關公奉為神聖，血食不衰。胡璉認為民風大悖，歷史上的關羽，甚至連“將”都不夠格，其獲得中國“武聖”之稱謂，“使中國歷史上之偉大軍人，備受委屈”，而真正夠得上大將軍之智、信、仁、勇、嚴五德者，唯有岳飛。嶽武穆精忠報國、文韜武略、冠絕百代，尊為武聖，誰曰不宜？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清人在其統治過程中，唯恐‘岳飛型’之軍人，起而仇清，故以關羽右之，非榮關羽乃仇岳飛也。”晚年，他更大聲呼籲：政府檢討，乃其時矣，民間亦應毅然更正，未可再以訛傳訛。胡璉一番宏論的現實意義明確強烈：臺灣處於“繼絕世、興滅國”之非常時期，通俗話本中關公的“義”充其量僅能維繫民間人際，過分褒揚有害無益；唯有在政府的宣揚倡導之下，全社會都來尊崇岳飛的“精忠報國”，方能實現“安邦復國。”

鄭儀兄說：讓全社會都樹立起牢固的“精忠報國”意識，這主張絕對沒有錯。但胡璉大概不會想到，有一個青年人，正因為接受了他太多的正統教育而煩惱而痛苦呢。

金門對臺灣而言，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在這裡，可以看到蘊含了五千年輝煌歷史蘊藏著偉大力量的中國大陸。我常常坐在海灘，凝望彼岸那長無際涯的海岸線，陷入了難以自拔的矛盾怪圈——我從小以至到金門接受的教育都告訴我，作入的第一要義是要報效自己的祖國和民族，而我面對的現實是，必須去反對和抵抗自己的祖國和民族；我愈是努力地去“精忠報國”，就愈是要走向願望的反面，落下與祖國為敵的罪名。

實際上，困惑臺灣幾十年最大的難題就是國家認同的理念問題。“精忠報國”誰都會說，但要具體問：你是忠於主權涵蓋整個中國的“中國”呢？還是忠於僅僅管轄臺澎金馬的“中華民國”？你是忠於版圖合為一體實現了統一的中國呢？還是忠於與祖國母體徹底絕裂的“臺灣共和國”？若問我，多年來包括胡璉所給予的正統教育只能令我回答：我不可能無條件地忠於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我必須永恆地忠於民族血脈殷殷傳承的大中國。

傍晚，胡璉巡視到某前沿團部。看到一對門聯：

生為國民黨黨員

死為國民黨黨魂

橫批：

忠以盡節

連連頷首。心中高興，吩咐取筆墨紙硯來，“我也送你們一對門聯”：

不但坐而言

更要起而行

橫批：

貴在實踐

投筆，對左右道：縱覽人生，往往言易行難，言敏行拙。現強敵當面，進犯在即，我們的信仰、主義、理想、目標早已明確，戰勝退敵之關鍵唯在行動，誠望諸位信守誓言，自覺實踐，經受考驗。人生若此，金門可以無虞。

胡璉嘗對部下說起：回顧往昔，作事雖難免誤謬，聊可以自慰者，唯信守誓言，實踐初衷，問心無愧。並舉三例：

民國三十七年，12兵團被困雙堆集，形勢危殆。胡某毅然機降陣地，誓與兵團共存亡，此可謂“忠不避險”。

翌年1月，　胡某療傷上海，接華中剿總最高長官白祟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