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石的反動*的政府，表示憤慨。1939年後，昆明物價不斷飛漲，民不聊生。靠薪水吃飯的教書匠，也貧困至極，對多數人來說，這樣清苦的生活還是第一次。有的人找肥缺、做生意來增加收入，教書匠卻偏偏不會也不屑於做這一套。我對反動統治下的社會情況，好發議論，表示不平，但因為我長期抱著超政治態度，沒有想到要投身到改變這種情況的革命鬥爭中去。

昆明遭敵機空襲越來越頻繁了，連我家也不得不下鄉。我們搬到落索坡與吳晗家同住。在祠堂門口熱烈歡迎我們的是袁震，她給我們很深的印象。我很快就發現，她有冷靜的頭腦，對時事有精闢的分析能力。吳晗對她很尊敬，我們尤其如此。他們夫婦倆形影不離，在回憶中很難把他們分開。我更多地從共同生活中認識吳晗。我們六天一次到附近的龍頭鎮趕集，這中間還要輪流在那裡的郵局取信。這種生活習慣了也蠻有趣。吳晗又加了一個消遣專案：在河邊釣魚。他除了有耐心之外，還表現出高超的技術，每次都滿載而歸。

落索坡、黑龍潭、龍頭鎮構成一個地區，集中了疏散下鄉的大學和研究所人員，其中包括聞一多、朱自清、向達、蔡希陶等專家。雖然這裡物質條件較差，但不受空襲的威脅，可以安心讀書。在鄉居期間，吳晗應清華之聘，轉到西南聯合大學任教。他和袁震曾到過四川敘永，聯大在那裡辦分校，設一年級學生班，吳晗講授中國通史課。他在四川喝上了黃酒，整壇整壇地喝。豪飲適合爽朗的性格，同時對他的科研工作也有極大的幫助。一年後他們又回到昆明落索坡居住。

在鄉下不能及時讀報，又沒有無線電，太平洋戰爭爆發了好幾天，我們還不知道。空襲威脅逐漸減輕，我們先後回到城裡。我於1942年8月也回清華教書，在聯大講授英國戲劇等課。我兼任英文報編輯，工作較忙，同吳晗的接觸少了，但我對他的政治面目認識得更清楚了。

進城後，吳晗有了一個大轉變。眼看反動派製造分裂，破壞進步力量，不能再沉默了。他在通史講壇上，在進步報刊上，大聲疾呼，喚醒廣大群眾，反對反動統治。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同盟成立了。吳晗的政治活動有了方向，有了群眾基礎，就更加積極，收效也更大了。

“一二？一”運動前後，是吳晗最活躍的時期。他參加了在聯大圖書館前草坪上舉行的慶祝政協會議勝利閉幕的大會。參加了追悼“一二？一”四烈士的抬棺*。參加了每天下午召開的教授會。教授會上的鬥爭是激烈的，大家都記得聞一多同傅斯年的一場舌戰。吳晗更多的活動在會外。教授會外有講助會、學生會。怎樣內外配合，加強鬥爭，吳晗是花了很大氣力的。他立場鮮明，成績卓著。反動派把進步教授看做眼中釘，在近日樓貼標語，誣衊聞一多為聞一多夫，誣衊吳晗為吳晗諾夫。

我在吳晗的鼓勵下，擔任了聯大進步團體劇藝社顧問。

1946年夏，我們回到了北平。吳晗和我都住在清華舊西院，我常到他家閱讀進步書刊。他家12號大門敞開，晚間燈火通明，客廳裡高朋滿座，經常在打橋牌，打麻將。這已經不是單純的消遣了。他們在談政治工作。對我不見外，所以我聽到了不少事情，提高了我的階級覺悟。由於吳晗的影響，我變得積極了。我參加了李廣田家的學習班，參加了老教師活動，如在反飢餓宣言上簽名等。我為駱駝劇社導演美國反法西斯劇本《守望萊茵河》，受到訓導處的審查和阻撓。在整個過程中，吳晗給了我大力支援，幸獲透過。

解放前夕，北平的形勢越來越險惡，吳晗夫婦不得不前往解放區。臨行前，吳晗託我替他轉信，我做到了。這是對我的信任。我受託時感激萬分，熱淚盈眶。在漫長的思想改造道路上，我邁出了第一步。

（原載《北京盟訊》198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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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名楠　回憶吳晗先生在昆明的二三事（1）

吳晗先生的逝世，是我國史學界的一大損失。他死於江青一夥人之手。每想起他的慘死，心情十分沉重。我認識吳晗先生是在1938年。那時他已是明史專家，在雲南大學任教，我是剛跨進大學門檻的青年。他的胞妹吳浦月是我在杭州高中的同班同學，一到昆明，我前往小南門白果巷去看她，同時也見到了吳晗先生。那次交談的時間不長，他給我的印象是直爽、親切，不擺什麼架子。此後很久不曾再見面。

1940年，我從西南聯大地質系轉到歷史系。後來吳先生也離開雲南大學，應聘到西南聯大教課。同在一個學校，又同在歷史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