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化院的條件並沒有明顯改善。

紐約監獄協會秘書伊諾克·C·瓦因斯寫道，金斯敦感化院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完全未實現這樣一個機構的目的。”他認為該感化院應當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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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擠成為一個問題

但是，政府不能失去任何監禁空間。罪犯的人數呈螺旋型上升。到1867年，金斯敦感化院關押的罪犯達到907名，擁擠毀壞了紀律。政府必須建造新的感化院來緩解壓力。

在10年之內，加拿大建造了4所“大房子”。1873年，在蒙特利爾附近建造了聖文森特·保羅感化院；1875年，在斯托尼山建造了曼尼託巴感化院；1878年，在新威斯敏斯特附近建造了英屬哥倫比亞感化院；1881年，建造了多切斯特感化院。多切斯特感化院代替了古老的聖約翰監獄和哈利法克斯監獄，成為新斯科舍、新不倫瑞克和愛德華王子島的聯邦監獄。

剝奪自由不改造

新感化院的建立幫助緩解了擁擠狀況，但是也拉響了19世紀末期在加拿大和美國頻繁監獄暴動的警報。這表明感化院制度根本無效。剝奪自由本身不起任何改造作用。

像18世紀的監獄改革家一樣，維多利亞刑罰學家倡導的改革是範圍更大的漸進的社會改革運動的一部分。但是，現在越來越強調專業化。監獄改革家們努力使犯罪學成為一門令人尊敬的學科。國內和國際組織非常活躍。加拿大是第一屆刑罰會議的積極參與者。

同時，在另一個層次上，像1874年組建的多倫多囚犯援助協會之類的組織試圖幫助從監獄釋放的囚犯來適應自由。

“‘天生犯罪人’前額突起、長臂、大耳。”

對犯罪的古老宗教解釋不再被人接受。但是，對於什麼引起犯罪或者如何“治療”犯罪仍然沒有一致的看法。面對著令人尷尬的累犯事實，刑罰改革家們希望考慮任何解釋和探索任何解決辦法，但是有些稀奇古怪。

生物學的解釋很流行。這便是顱相學（對頭蓋骨的隆起部分的分析）和“天生犯罪人”概念的盛行。自稱為切薩雷·龍勃羅梭於1889年寫出了《犯罪人論》。在書中，他宣稱犯罪人是進化過程中的返祖者。透過突起的前額、過長的手臂和過大的耳朵可以將他們鑑別出來。到20世紀30年代，許多　加拿大人仍然相信，犯罪是遺傳的，慣犯應當被去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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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試驗樣本

J·G·莫伊倫在1875－1895年期間任感化院檢查員。他在其報告中講到“罪犯是最好的試驗樣本，因為不允許他們有自己的任何意願……監獄內部就是一個供衛生、教育、身體和道德改造等各種新計劃進行試驗的大劇場。”當時，他可能一直在想著社會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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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新主題：罪犯是病人

到20世紀初，罪犯不再被看作是需要贖罪的罪人，而是需要治療的病人。

在20世紀，有關皇家委員會的建議開始反映刑罰學中的這一新主題。1914年，一個皇家委員會呼籲“對個人進行仔細和科學的研究。”監獄不能再像工廠那樣開辦，把人體材料處理成可互換的部件。

當然，在加拿大矯正制度中理論與實踐之間還有很大的距離。犯罪率的波動、經濟的壓抑、變換的政治優先考慮和管理問題干擾了值得嚮往的計劃的實施。

刑罰改革家們和刑罰當局看問題並不總是一致。刑罰改革家們的首要關切是幫助囚犯；監獄長們關心的首先是維持秩序。

1924年，感化院主管W·S·休斯在其報告中指出：“感化院中囚犯的治療繼續是一個爭論的主題；多以百計的對犯罪一知半解、對罪犯一無所知的人仍然繼續提供建議或者要求治療罪犯。對於這些被定罪者來說，最為幸運的是嘗試感化院很少這些未經試驗的建議。”

改變是緩慢的。但是到20世紀20年代後期，加拿大開始了囚犯分類計劃、專門的少年設施、綜合的工業農場體制和關於善行減免和假釋的規定。

在經濟大蕭條時期出現了一股經濟犯罪浪潮，特別是失業青年人中的經濟犯罪特別嚴重。1929年，感化院中關押了2769人；1933年上升到4587人，增加了66％。

當局對犯罪和罪犯採取了一種強硬路線。改造一度再次服從於鎮壓。罪犯被趕向絕望的程度。在D·M·奧蒙德將軍作為感化院主管的軍事統治時期，發生了20起暴動和其他一些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