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口氣。

我去向爺爺辭行。爺爺解開上衣紐扣，把手伸到裡面的小袋子摸什麼。小時候，當我在爺爺膝下不知為何事而哭得傷心時，爺爺常這樣，手伸進上衣口袋，摸出一個硬幣，說：去買糖吃吧……

爺爺摸出的是一張發黃的紙。他用使慣竹篙的粗糙的手，把這張摺痕歷歷、破舊了的紙慢慢展開，原來是一張鉛筆畫。

歪歪扭扭的線條，粗細不勻的筆鋒，一隻船，一個比例失調的擺渡人——這不是以前我畫的那張圖畫嗎？我曾把它貼在爺爺的土牆上。

我的心一動，從爺爺手裡接過自己的“作品”。

“船兒”，爺爺喜歡叫我的小名，“你爺爺是擺渡的，你這個孫子也要跟爺爺一樣啊。”

我也是擺渡的？我一楞。

爺爺先是一笑，然後說：“沒有老師，你肚子裡能有墨水？能跨進大學的門檻？這就像我不擺渡，別人過不了河。”

我恍然大悟：教師——擺渡的，擺渡的——教師……

爺爺還要說什麼，對面過河的人喊了“過河噢——”

我趕忙疊好那張畫，跑到渡口：“來了——”

衝擊了我們的文學觀，並且拓展了我們視閾的是一九八五年前後的“小說革命”及當時的文壇。各種與以往閱讀經驗不同的文字，以及眼花繚亂的新思潮改變了文學史教科書的結論和課堂的秩序。雖然北京的文化沙龍、畫展離我們遙遠，但各種各樣的資訊從遙遠處傳遞到校園。喧譁與騷動，也是我們校園的寫照。

正像後來我們意識到的那樣，人文學科在八十年代一段時間領風氣之先。此時的大學中文系在大學中仍然是最重要的系科，考生報考中文系的仍然眾多。關於八十年代文學的共識之一，文學一度處於社會的中心位置，而人文學科的活躍程度遠超過社會科學。在這樣的八十年代，文學批評與思想解放運動、文學重返自身的歷程是緊密相關的。在從“*”到“新時期”的過渡中，在文學走向自覺的過程中，文學批評既承擔了傳達新思想、新思潮的角色，又在文學思潮的產生與引領、文字的生產以及在今天已經被視為經典或者重要作品的“初選”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於是文學批評，既介入了文學史程序，又介入了公眾的思想文化生活，當文學處於社會的中心位置時，這樣的文學批評在當時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與反響。中文系的學生貼近了時代，也選擇了自己的專業，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文藝學研究的人增多，與八十年代這一大勢相關。

中文系和外語系的學生在大學校園中似乎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也比別的系科學生更具優越感。但中文系學生的這種感覺在八十年代末期後逐漸消失，人文學科中的史學、哲學專業越來越少考生報考；因為外語作為工具的原因，報考外語專業的學生長盛不衰，但其他文科的學生則以為母語都沒有學好的學生如何學好外語；法學和商科在這時崛起，計算機、電子、資訊之類的工科逐漸成為招生的熱門專業。社會的變化，在校園裡同樣反映出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消長。九十年代以後，人文學科在大學逐漸邊緣化，人文主義教育思想從許多校園中消失，母語的危機也成為最大的文化危機之一。

書裡書外（7）

其實，即使到現在，我們當時瘋狂購買的許多文史哲著作也未必全讀懂。但那時只要有新書一出，無論是本土學者論述新思想的書，還是譯介的西方學術著作，都迅速進入我們的閱讀範圍。“走向未來”叢書、“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等成為我們閱讀和討論的中心。援西入中，一時也是我們觀察中國和世界的思維。八十年代中後期的這個變化，改變了我們的知識背景，甚至也改變了我們的世界觀。

在蘇州這樣一座小城，雖然新華書店無法和上海、北京相比，但我們還是能夠比較快地買到我們想讀的部分書，我們學校小書店也不時進來一些新書。大學畢業後又住在校園裡，有事沒事就往小書店跑，這個位於學校中心的小書店因為專營學術書籍總是擠滿了淘書的人。但這一狀況慢慢改變，無論是觀前街的新華書店，還是校園裡的小書店，越來越少我們想買的書。以前只是偶爾去上海買書，後來不得不常去了。終於有一天，校園裡的小書店只賣電腦書籍、外語考試類書籍了。

我差不多有十年沒有再走進過這間不斷變換承包人的小書店。剛進大學時，在一個亭子裡，我穿著一件軍裝，手扶欄杆，微笑地望著前方，這個動作被定格在一張黑白照片裡。我視線的前方，就是附近的那間小書店。我的照片已經發黃，亭子不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