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但由於經濟的全球化，大多數企業已不太可能再受民族主義的推動了。

一些企業以普遍性為經營理念，像國家郵政網路、過去的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英國國家健康中心（National　Health　Service）、大多數的鐵路服務公司和全球資訊網都是這樣。普遍性源於歐洲啟蒙運動思想，後來在康德的普世倫理思想之中得到最有力地體現。18世紀末期，在休謨之後不久，康德在作品中表達了與之相類似的追求：為道德責任尋找宗教之外的依據。比起感性來，康德更偏重於理性。休謨相信　“道德並非出自理性”，而康德則認為道德基於理性，並且能像數學一樣被普遍應用，他將其認識總結為兩條規則：“以所有理性者都遵循的信條作為行動指導”，“要把理性當做目的，而不僅僅當做手段”。

直到如今，康德仍是影響最為深遠的倫理哲學家之一。他的道德學說與人們普遍贊同的一種觀點相吻合：道德責任以普遍存在的根本理性為依據，同人們的情感或慾望無關。他的思維體系在今天仍對政策的制定有重大影響。普遍性理論在公共企業裡和美國西部地區的基礎建設中成功地起到了推動作用，但跳出公共企業和壟斷性行業，在不斷尋求市場劃分和自身獨特性以謀求建立優勢的競爭型企業當中，要想運用這一理論就很困難了。

行業背後的宗教性對商業也有著很大的影響力。16世紀，馬丁·路德首次宣揚了這種宗教性，以敦促基督教徒們在上帝為他們指派的崗位上勤奮工作。約翰·加爾文以馬丁·路德的思想為基礎，宣揚世間一切成功都是上帝的恩惠，取得成功者都是蒙上帝挑選能得以永生的人。果然，一些信徒受到了極大的鼓動，他們奮發圖強，希望以此來證明自己就是那蒙受挑選的人。根據馬克思的理論，由宗教性原因所驅使的工作道德就是這樣產生的。雖然在19世紀，基督教義仍然支撐著像英國巧克力製造商約瑟夫·朗特里（Joseph　Rowntree）這樣的貴格會企業22，但是總體來說，工業革命之後，基督教義對工作道德的影響在逐漸減弱。即使在今天，美國的為您服務公司仍以“在一切所有行中敬仰上帝”為信條。23一些###信徒領導的公司依舊帶有明顯的宗教色彩，而帕西人的信仰也仍然支撐著印度的塔塔集團（Tata　Group）。24

訓誡，我們要說的最後一種目的只體現在天主教這種特定的宗教形式中。公元5世紀，在汪爾達人對養育他們的羅馬文化進行野蠻摧殘之時，希波的聖奧古斯丁為維護天主教堂的最高道德權威而據理力爭。他堅信無論現實的環境多麼惡劣，信徒們只要仰仗天主教頑強的精神力量，接受天主教義中的神聖訓誡，就能永遠心存希望。奧古斯丁的宗教理念在歐洲延綿了一千多年，後世虔誠的追隨者紛紛用行動鞏固了他們的信仰：聖本篤發起了返璞歸真的修道運動；方濟會（）和募緣會（Mendicant　Order）的修士們在清貧中迴歸了心靈的淨土；以托馬斯·阿奎為代表的一些哲學家，極力擁護神權，並以亞里士多德的學說維護教皇的神聖。直至中世紀末期教皇制度的腐化和17世紀科技革命的興起，才打破了天主教神聖訓誡的權威性。現在，儘管仍然有許多人服從和信仰天主教義，但非宗教人士已經不再視神權和慣例為道德激勵了。25

目的和觀念之爭

歸根結底，公司之間的競爭其實是不同道德觀念之間的較量。正確的觀念鑄就了企業的成功，錯誤的觀念則導致了企業的失敗。要充分理解公司成敗的原因，我們就需要著眼於深層的觀念之爭，而不能單純留意其表象。

這場觀念之爭始於市場的較量中。在市場上，公司之間在顧客、員工、供應商和資本這些方面進行逐一的較量。企業要想成功，必須先在這些日常的較量中取勝。

那些酣戰之中的領導者自然會從戰術的角度考慮問題—比如怎樣為顧客增添更多價值，怎樣更有效地激勵員工，等等。高層管理人員則會轉為從戰略出發做出中長期的抉擇，為公司謀求持久的有利地位。也有一些領導者，深諳領導的藝術，力求擴大個人對結果的影響力，並在過程中將他們的首要追求準確地體現出來。所有這些層面上的衝突無一不圍繞公司的目的—無論這個公司的目的是否明確。

通常，大公司的管理者們會有選擇地支援一項戰略。管理者們選擇戰略的依據不是去分析，因為分析往往並不能有效地縮小選擇範圍，所以管理者們更傾向於直接選擇那些他們認為對企業有效的戰略。反過來，在選擇戰略時，也要考慮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