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期，１９１２—１９１６　年

對辛亥革命後的最初幾年，即袁世凱任中國第一個共和國的總統的那幾

年（１９１２—１９１６　年），可以用兩種完全不同的方法進行探討。一種是強調軍

閥主義開始了：政治統一解體，軍事統治出現，一種不講道德的、背信棄義

的潰散情緒在當權者中間蔓延。這種觀點認為，革命的勝利，即使在勝利的

當時，已經變得沒有意義了。１９１２　年　２　月，當莊嚴的統治權從未成年的清代

皇帝及其朝廷手中傳給袁世凱的時候，中國喪失了強有力的政治一體化的帝

制象徵，而它已具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換來的卻是一個無恥的、反動的軍

國主義者佔據了中央地位，他既無綱領，又無皇帝的權勢；新的共和制意義

不大。按照這種觀點，革命的後果是迅速陷入了袁世凱庇護下的軍閥主義。

第二種看法強調同革命前的年代的連續性，不把辛亥革命看成是中國政

體衰弱過程中的又一事件，而把它看成是民族主義運動的早期高潮，給政治

和社會帶來了活力。革命後的實踐經受了自治和中央集權兩種相互對抗的觀

唸的檢驗，這兩種觀念在前十年間都各自贏得了擁護者。這是一個充滿活力

的政治實驗的時代。伴隨著實驗的是衝突，因為擴大參政同集中權力的努力

相牴觸。但是，只是在這些相互對抗綱領各自經歷了一個蓬勃的發展時期以

後，軍閥主義的特徵才暴露出來。按照這種解釋，袁世凱當總統的時期最好

理解為中國民族主義第一次浪潮的合乎邏輯的結果，既包含有它的優點，也

包含有它的致命缺陷。

各自都可以蒐集到豐富的資料來維護自己的觀點。本章的敘述偏向於第

二種看法，因為它似乎更能弄懂最主要的政治傾向，袁就任總統僅是這些政

治傾向之一。但是，對於漫不經心地頌揚這個時期的政治家，第一種看法倒

是一劑有效的矯正藥。民族主義的第一次浪潮，畢竟絲毫沒有達到自己建立

一個強大、獨立的中國的主要目標。要恢復中國的主權，還需要更徹底的嘗

試。而與此同時，軍閥主義及其各種特殊形式的壓迫卻在干擾。

意義含糊的革命傳統

不論傾向於哪種看法，都必須承認，對辛亥革命的成敗有多種解釋，沒

有解決的政治體制的緊張局勢傳到了民國初期。我們關於這個時期的敘述，

就從指出這些多種解釋或緊張局勢開始，並進而討論它們的各種根源。

對於這場革命的後果的不同理解，是從革命本身要透過談判來解決開始

的。１９１１　年　１１　月，在共和取得初步成功後一個月，帝國官員和革命勢力的

代表舉行了最初幾次會談。正式談判是　１２　月開始的。１９１２　年　１　月，主要問

題已經議定，２　月　１２　日清帝宣佈退位。三個多月後新的國民政府機構即在北

京行使職權。到底是誰勝利了？從　１９１３　年和　１９１６　年爆發對政府的武裝進攻

（有時稱為二次革命、三次革命）來判斷，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１９１２　年的

解決辦法是一種不穩定的妥協。

一方面，這種解決辦法鞏固了革命的偉大勝利。清王朝被推翻了，這一

業績勝過了過去無數次的起事，包括　１９　世紀中葉太平天國的叛亂在內。再

者，取代清王朝的是一種新的政府形式；維護大量積存下來的種種看法和政

治習俗的帝制已被廢除。這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