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建設，

在為中國的北半部提供現代交通設施方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那裡，隔得

很開的經濟區和缺乏巨大水上航道的情況，成了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中國

官辦鐵路甚至在支付其外債以後，在　１９２０　年還從總投資　５．２２　億元中取得了

利潤　４１００　萬元。這　４１００　萬元有總投資中中國政府份額的利息。如果這部分

利息按　５％計算，那麼仍然留有　３１００　萬元純利。在軍閥時期，特別從　１９２２

年起，利潤下降，歸北京政府控制的比率也越來越小，可是這些基本上是外

國建造和外國提供資金的鐵路線是一項經濟成就。

財政

在　１９１２　至　１９２１　年的十年中，至少有　７０　筆大部分是小額和無擔保的貸款

和預支款（在　１９２１　年，未歸還的餘額也許共計兩億元），由形形色色的外國

債主借給中央政府和各省的各種機構。數額最大的幾筆是　１９１７　至　１９１８　年的

“西原貸款”，日本利益集團企圖透過這些貸款，提出它們在滿蒙的要求。

由於北京政府日益惡化的財政狀況，這些貸款大部分拖欠下來。對比之下，

約在　１９２５　年之前，大約三億元未償還的鐵路貸款餘額按期從幾條鐵路的收入

中提出歸還。但是中國向外國借的公債的絕大部分是以下幾筆：日本的戰費

和賠款貸款、庚子賠款、１９１２　年的克利斯浦貸款、１９１３　年的善後借款，這幾

筆合在一起，１９２１　年未歸還的餘額將近　１０　億元。①這些債務全部用關稅收入

或鹽務收入擔保，或者用兩者擔保，並且不間斷地支付本利。

除了鐵路貸款外，這些外國資金對中國經濟沒有作出貢獻。用於賠款的

貸款和義和團起事後的債務是純支出，而其他的債大部分用於北京政府非生

產性的行政和軍事需要。外國的債主自認為在支撐中央政府，或者支援某個

特定派別反對它的對手。他們在上海的銀行作為歸還借款擔保的關稅收入和

鹽務收入的收存行，以及從它們對外匯市場（中國的白銀在那裡折換成借款

合約中規定的黃金歸還款）的控制中，獲得了利益。他們也許取得了對北京

的一定的政治影響；甚至不包括庚子賠款，本世紀第二個十年中，中國每年

支付的外債利息和分期償還的外債，至少相當於貧困的中國中央政府收入的

１／４　或　１／３。（民國初期的財政資料依然是一個未經研究的領域。）

對民國初期中國的外債所能講的好話大概是，按人頭算，１９２１　年也許是

① 徐義生：《中國近代外債史統計資料，1853—1927　年》；《中華年鑑，1923　年》，第　713—727、744—748

頁。

每人三元，按照國際標準，這算是低的。

總的來說，外國人的經濟收益（部分地以其特權地位為基礎，並靠這種

特權地位成倍增長）並沒有絕對地減少了中國的經濟福利。相反，中國土生

土長的現代化——即開始出現了與“高度平衡的陷阱”的決裂，這種平衡的

陷阱使中國經濟在低水平的總產量上徘徊不前——只是在對進口貨和對外國

在華的製造業的外來衝擊作出反應時才開始的。②貿易、外國在製造業和運輸

業中的投資以及技術的引進，使中國的經濟產生了絕對的收益，儘管國民生

產的增長是緩慢的，它的社會分配是有問題的。在一個不同的政治背景下，

即如果中國由一個有效率的中央政府管理，那麼對外貿易和外國製造業與國

內經濟中華資部類的逆向聯絡和順向聯絡，無疑地本來可以更多。無論如何，

外國的經濟存在只是促使中國政體虛弱的一個——而且不是主要的一個——

因素。

② 見羅伯特？F。德恩伯格：《外國人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1840—1949　年》，載珀金斯編：《中國的

現代經濟》，第　19—47　頁。

第　４　章 革命後的政治風雲：袁世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