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取代清王朝的是一種新的政府形式；維護大量積存下來的種種看法和政

治習俗的帝制已被廢除。這兩項成就已被證明為不可逆轉的，儘管　１９１５—

１９１６　年以及　１９１７　年曾經有過企圖抹煞這兩項或者其中一項的嘗試。主張共

和政體的革命黨人的兩項最低目標已經永遠達到：推翻滿清，建立民國。

另一方面，對於那些最早獻身革命的人來說，新的安排遠不是理想的。

優待年幼的退位皇帝及其龐大的皇室，包括允諾一筆巨大的津貼，可能是一

項無害的讓步（儘管他倖存下來，使日本人在　３０　年代得以利用他在東北建立

奴顏婢膝的滿洲國）。革命者的期望更加嚴重地受到了新的國家元首袁世凱

這位帝國高階官員的危害。革命代言人接受　５２　歲的袁世凱來領導新秩序，以

之作為他安排清帝退位的代價，也是為了避免長期的的內戰。有人甚至對他

將來可能發揮的作用很樂觀。他有能力，在滿清官員中堪稱“進步分子”。

他的權力畢竟會受到革命黨人自己設計的《約法》條款，包括內閣和國會的

限制。但是，一位立憲總統不明確承擔為革命或者為共和而獻身的義務，在

這個問題上的妥協讓步證明是引起嚴重憂慮的根源。袁不願意離開北京去南

京——１９１２　年初革命勢力的中心——參加總統就職典禮，加劇了這種憂慮。

更加使人不安的是：有經驗的革命家的作用遭到限制，在北京的首屆共和內

閣裡，他們被排除在財政、軍事職位之外。誰贏得了革命，這個問題仍然是

模糊不清的。

革命對國家統一有什麼影響，這又是一個具有不同理解的問題。具有民

族主義思想的革命，要求保全清王朝的領土，作為新國家的基礎。袁升任總

統就是導源於這一要求的迫切性。實際上革命卻切斷了各省與中央政府之間

的大部分行政聯絡。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由於對袁世凱總統的不信任，有些

省就對恢復省與中央的行政聯絡加強了抵制。更有甚者，邊遠地區的外蒙古

和西藏還有完全脫離任何一箇中國政府的傾向。

就蒙古和西藏來說，漢族的民族主義目標在兩個方面遭受挫折。當地的

非漢族名流利用這個時機擺脫北京的控制，從而縮小了清朝傳留給民國的遺

產。而外國列強則利用這個機會擴大其勢力範圍，以緊縮對中國的戰略包圍。

作為對晚清干涉這些舊屬地的方案的反應，蒙、藏上層開始進行擺脫北京當

局的活動，這些活動在　１９１１　年末、１９１２　年初取得了成功。但鞏固其成果，

在外蒙古只有依靠俄國的保護，在西藏只有依靠英國的保護。後來，北京為

收復這些失地而作出的努力，必然只能採取同這些歐洲列強談判的方式。無

論是俄國還是英國，都不堅持把它們吸收為完全殖民地。但是，民國初年的

歷屆政府所能挽救的，只是對前清帝國的這些邊陲地區保持微弱的宗主權。

外國政府以不同方式利用革命的混亂。外國參與徵收中國關稅的程度大

大增加，外國的特派員不僅成為估稅員、會計師，而且成了實際上的收稅員。

不僅如此，按照革命時期定下來的安排，收入要存入外國銀行，支出時才提

取。這種辦法，使外國金融家加強了控制，增加了利潤。辛亥革命時期這樣

那樣外國特權的擴大陷害了中國的民族主義，玷汙了革命的旗幟。

標誌革命特徵的許多情況，有助於說明為什麼人們對革命的後果有多種

不同的解釋。以同盟會為其最廣泛組織的革命運動，在辛亥革命前的年代裡

沒有能夠保持團結一致。它的全國性領導人往往與各省的革命發展聯絡甚

少，不能把革命程序中在那裡成長起來的各種勢力熔為一個緊密結合的整

體。他們害怕持續的分裂和戰亂可能導致外國的全面干涉——對此他們在戰

略上和心理上是完全沒有準備的——這種恐懼心理挫傷了把他們聚集在一起

的團結一致的革命決心。因此，儘管革命部隊湊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