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吸收信局來實現的。１９０６　年，特別任命的郵政專員被分配到上海、廣州

和漢口工作，以減輕負擔更重的海關稅務司的雙重責任。雖然郵政局的業務

和人員發展了（１９１１　年有　９９　名外國僱員和　１１８８５　名中國僱員），它的收入

卻多少落在後面。在郵政局與海關分離以前，海關每年需要給它補貼，以使

海關的郵政局能夠繼續營業。

郵政局和海關在　１９１１　年　５　月分離，當時帝國郵政局轉歸郵傳部管轄，由

前海關郵政局總辦帛黎管理，帛黎此時成為郵政會辦。帛黎為法國人，１８７４

年進入海關工作，１９０１　年被任命為郵政局總辦，他繼續任郵政會辦，直到　１９１７

年。他和他的接任者鐵士蘭都是法國國民，這反映了中國在　１８９８　年列強“爭

奪特許權”時期，對法國作出的許諾，即中國的郵政，“在選擇郵政人員方

面要考慮法國政府推薦的人選”。但是，帛黎作為總辦的權力，比海關總稅

務司的權力更受到限制，因為他在形式上隸屬郵傳部的一名局長，以便應付

中國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雖然在　１９１１　年以後，郵政局更是中國政府的

一個部門，而不是海關的（甚至安格聯時期海關的）業務，但是在以後的　２０

年中，北京和各省的許多郵政行政領導職務，仍由外國人擔任（開始時他們

從海關調任）。典型的形式是讓一名外籍郵政專員領導一個郵區，由華人或

外籍副專員以及華人和外籍助手協助工作。設在北京的總辦官署，約有　２５

名外籍工作人員（總辦正式稱“副局長”），其他大約　７５　名外國人駐於幾個

省。１９２０　年，英國國民約佔外國人的一半，法國人佔　１／４，餘下的來自十來

個國家。約　３００００　名中國僱員做分理和傳送信件的實際工作。

鹽務

中外合辦的鹽務署是在　２０　世紀而不是在　１９　世紀中期強加給中國的，它

與海關不同，也不如海關重要。

中國除了同意外國發揮有限的諮詢和技術作用外，反對它們參與鹽務管

理，從而拖延了　１９１２　年　２　月至　１９１３　年　４　月對袁世凱新政府提供善後借款的

談判的完成。主要的締約列強——英、法、俄、德、日、美（美國在貸款談

成前退出財團）——透過六國的銀行財團，尋求加強袁世凱的政府，希望它

能夠維持中國的統一和保護外國的利益。但是銀行家們只能在有足夠保證的

條件下答應　２５００　萬英鎊的鉅額貸款。關稅收入因為完全用作以前幾筆借款和

庚子賠款的抵押，所以在一段不能確定的時期內只能是第二保證；因此北京

政府只能用鹽稅收入來擔保。作為發放貸款的主要條件，財團堅決要求採取

措施對鹽務進行控制（而不僅僅是諮詢和審計），為此這幾個國家迫使日益

① 見鄭英還：《中國郵政通訊及其現代化，1860—1896　年》。

破產的袁世凱接受這個條件。因此，１９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的善後借款協定第　５

款規定，在財政部下面設立鹽務署，內設“稽核總所，由中國總辦一員、洋

會辦一員主管”。在每個產鹽區設稽核分所，“設經理華員一人、協理洋員

一人，會同擔負徵收、儲存鹽務收入之責任”。

一個毫不掩飾的外國利益集團在中國的鹽稅收入中插了一手，愛國主義

情緒正確地把這種情況看成是對主權的一種侵犯；在有些省份中國經理和外

籍協理並列，看起來很像條約港口海關中外國稅務司和中國監督名義上分享

權力的海關的那種安排。也許還由於鹽政是中國政體的更密不可分的一部

分，具有平衡國內收支的微妙作用和長期的利益，任何外國的作用從根本上

說是特別令人煩惱的。海關是繼對外貿易的成長而發展起來的新事物，而稽

核總所則與之不同，開始就只表現為一個新的行政集團介入了一個包括鹽的

生產、運輸、稅收和銷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