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考試而受的儒家經典的教導，但其中一些人也受過專門技術教育、外

國或新式教育。這一年齡組中的大部分人在　１８９５　年敗於日本及　１９００　年義和

團慘敗後，才勉強接受了憲政，或者在　１９１１　年才把憲政作為既成事實接受下

來。他們對立憲共和國的支援一直是不完全的（他們這一代是幾次復辟清朝

的陰謀的主要支持者），他們的領導方式是獨斷專行，個人至上的。

７０　年代出生的一批人，更普遍地經歷過新式教育。但正如前一組人那

樣，在他們接受了相當多的經典薰陶後，在他們一生的較晚時期才出現新學。

中國的新式教育仍有主要的傳統內容，特別是在基本的社會和政治準則方

面。留學生多出身於和現狀有利害關係的富有之家。由於這些原因，７０　年代

出生組中的許多人具有與前輩一樣的政治保守主義觀點。另一方面，日本及

西方的技術和政治文化對他們更多的薰陶，使他們能更容易地管理共和政

體，並在諸如鐵路經營、金融和對外關係領域中發揮行政領導能力。這一年

齡組為早期民國政府輸送了大量內閣閣員。

對　８０　年代出生的人來說，純粹的經典教育再也不實用了。在以經典課程

為根據的考試於　１９０５　年被廢除後，那些以應考的經典學識而開始他們的學業

的人不得不改變課程。渴望政府職務的年輕人，現在必須接受國內新式教育，

或出國留學，或兩種教育都接受，以為自己做準備。出國留學的人大多數去

了日本。從中國各地來的學生，在國外組成了學生團體，他們組織俱樂部，

辦報紙，組織政黨，用廣泛吸收了西方和日本思想的難懂的混合語進行熱烈

的辯論。他們傾向於拋棄中國傳統，照搬外國的思想和社會潮流，採取“中

國一無是處，西方一切都值得仿效”①的觀點。

７０　年代組的人和　８０　年代組的人之間，在精英政治教養方面存在重大區

別。正是較年輕的一代產生了五四運動的上層領導及中國共產黨相當大的一

批最老的領袖。當然，在老官僚庇護下被選進清代官僚機構的那些年紀較輕

的人，不像後來成了共產黨的同齡人那樣激進。但是因為他們比年齡更大的

人，對共和的理想有更好的理解，也承擔了更大的義務，他們成了對共和國

缺點的主要內部批評者。如果　８０　年代組的人與　６０　年代組的人一樣對共和懷

有矛盾心理，對他們來說，那也不是出於共和可能搞得過頭的看法，而是出

於覺得它的成就常常不夠大。

① 關於支援以下主張的例證，見內森《北京　1918　至　1923　年的政治鬥爭》，第　13　頁。

① 汪一駒：《中國知識分子和西方，1872—1949　年》，第　147　頁。

早期共和政體的全國性政治名流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是新行業的成員

——教育家、律師、工程師、報人、現代商人和銀行家。報紙、高等學校、

法院、銀行及其他專業化的新機構，需要經過專門訓練的人員，國外教育和

新式教育提供了這樣的人員（見第　１１　卷第　１０　章）。為使新興的行業能自行

調節，晚清的改革要求成立行業協會（法團），如商會、律師協會、銀行家

協會等，從而推動現代趨勢。因為行業協會承擔著半政府的職能，所以這些

行業的人逐漸被看作對公眾事業有合法發言權的名流的一部分。他們與全國

政府之間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關係，與一貫由紳士享有的合作關係相似。就

２０　世紀中國的中央政府而言，他們的確在某種程度上逐步取代了擁有土地的

名流，成為新成員的來源及“輿論”根源。當突然發跡的擁有土地的名流和

軍事名流，在地方一級與舊紳士競爭時，專業人員已在國家一級成功地樹立

了自己的地位。但是新出現的城市中產階級中不那麼富有、也沒受過那麼好

教育的那些階層——小商人、工匠、學生、職員——則被排除在正統社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