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流概念之外。

在新的專業人員中，職業政治家起了特別突出的作用。從　１９００　年起，東

京的中國學生團體證明是產生大批新手的場所。學生們在這裡閱讀關於民族

主義和革命的文章，結識當時的黨人和革命者。有些人願意放棄官僚生涯，

仿效這些政治活動的新典範。他們在梁啟超宣傳、鼓動在清廷之下制定憲法

的道路與孫逸仙為建立共和國的革命而成立秘密組織的計劃之間作出選擇。

１９０９　年省議會的召開及　１９１０　年全國議會的召開，為許多政治家在這一

體制中求得他們的前途提供了機會。典型的晚清省議員，年輕（平均年齡　４１

歲），富有，出身紳士階層，１／３　的人在中國或海外接受過現代教育。①儘管

這些議會與民國的議會一樣，包括官僚、專業人員、商人、地主，等等，但

職業政治家佔優勢，調子由他們定。

職業政治家未曾在官僚機構中服務這一事實，使他們在早期共和政治活

動中有被長期貶抑在外圍地位的趨勢。官僚和前官僚，通常是軍人，佔據了

民國的最高職務。上述意義的職業政治家中，很少有人擔任過內閣閣員，沒

人當過總統（除孫逸仙曾短期擔任過此職）。在議會會期之間，政治家們不

得不充當主要官僚派系的中間人、掮客和盟友。只有在議會開會並且有可能

為擴大議會權力而進行鬥爭時，他們才處於舞臺中心。

憲政符合前官僚及專業人員的利益，因為它給他們合法的政治職務，而

又不使政治舞臺向低於他們的集團開放。但除此以外，憲政在世紀交迭之際

及進入　２０　年代以後，對許多中國人也具有啟迪思維的意義。首先，西方專家

的自信給他們留下了印象。為中國政府當了幾年憲法顧問的約翰斯？霍普金

斯大學政治學教授韋羅璧寫道：“折磨中國人的政治動亂……主要不是由於

普遍缺乏維護自治或政治監督的代議制方案的能力，更多的是因為他們一直

試圖在基本上不完善的憲法下管理他們自己”。①

這種看法具有　２０　世紀　２０　年代西方政治學的特色，它落在了肥沃的中國

知識分子的土壤上。西方的聲望和自信、中國某些集團想透過向西方國家看

齊以取得國際社會承認的願望，以及立憲政權在成為世界強國方面的顯著成

① 張朋園：《清季諮議局議員的選舉及其出身之分析》，《思與言》，5。6（1968　年　3　月），第　1439—1442

頁。

① 韋羅璧：《中國的立憲政府：現狀與展望》，第　33　頁。

就，這些僅僅是仿效西方的較明顯的動機。科學主義也是中國思潮中的一種

時尚——對現代科學的機械論的說法能解決人類問題的功效的信心。正如“科

學”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及中國的吸引力部分地在於它所宣稱的與科學征服自

然的能力的聯絡，現代“政治學”也自稱具有同樣的第二手超凡魅力。就像

幾年後的馬克思主義一樣，立憲主義似乎透過科學地設計的民主，而把陳獨

秀所說的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聯絡起來了。

更根本的是，對憲法的信念與中國對意識在行動過程中的支配作用的根

深蒂固的信念是一致的。孔子曾經主張，想統一帝國天下的統治者必先“誠

其意”，明代有影響的新儒學家王陽明曾指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孫逸仙則簡明扼要地說：“能知必能行。”②也就是說，如果對如何幹一件事

情有了堅定的意識，實際幹這件事情就相對地沒問題了。相應地，如果幹錯

了一件事，解決的方法是糾正幹事人有意識的思想。將憲法條款看成國民有

意識的思想所“知”的東西，立憲共和國就沒有不成功的道理。如果共和失

敗了，原因不是對其原則的掌握和支援不夠，就是憲法檔案本身有缺陷。

如果堅守這種“唯意志論”傳統有助於使憲政似乎有理，那麼預期它對

國家富強會有貢獻便使它無疑具有吸引力。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