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公平能否得以實現呢？當權人物會讓這些目標透過和平的轉變過程而得

以完成嗎？到了五四運動時，那些被覺察了的國家的敵人——帝國主義者、

軍閥和腐敗的官僚，已經被確認了，但是，如李大釗所說，僅僅“開幾個公

民大會”是無法將他們從掌權的位置上趕走的。②在這一點上，１９１１　年（中

國）和　１９１７　年（俄國）的革命經驗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證據。在陳的頭腦中，

歐洲的繁榮是其歷次革命的結果；在李的頭腦中，只有在最大痛苦和犧牲之

後才可能有最大的成就。①如同《每週評論》著名的社論《新紀元》（載於

１９１９　年　１　月，第　３　號和第　５　號）解釋的那樣，進化的基礎是合作而不是競爭。

由於驅使人去剝削人的少數人的貪婪造成了一種競爭的而非合作的狀態，其

後果便是社會的不公正。這種不公正透過革命以外的其他手段是無法消除

的。對於李、陳兩人，革命不是簡單的暴力行動，因為它包括舊事物的毀滅

和新事物的誕生兩個方面。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只有在革命勝利以後才

能解決所有社會問題。因此，當討論婦女解放問題時，李大釗將其與有產者

階級專政下的社會制度的毀滅聯絡起來，而陳獨秀則簡潔地說：“解決……

所說（婦女、青年和工人）的三個問題，非用階級戰爭的手段……不可。”②

① 同上書，2（1919　年　12　月　1　日），第　72　頁。也同上書，4，第　216—217　頁。

② 《每週評論》，22（1919　年　5　月　18　日），第　22　頁，見其《選集》，第　214　頁。

① 《思想史資料》，第　1906　頁和　1201　頁。

② 同上書。第　1207　頁（1918　年　10　月　15　日）；《新青年》，6（1919　年　2　月　15　日），第　2　頁；陳：《文

存》，4（1920　年　9　月　1　日），第　224　頁。

其他激進分子如《民國日報》附刊《覺悟》的一些撰稿人，也得出了類似的

結論。而且，他們接受了唯物史觀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③在法國，中國留

學生將《共產黨宣言》翻譯成中文，並把精力投入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討

論會。④正是透過這些留學生之一蔡和森的影響，毛澤東才將其早些時候對克

魯泡特金的欽佩轉換為對馬克思的欽佩。⑤感情上的反抗在所有這些個人轉變

的例子中都是明顯的。沒有它，他們將不會成為狂熱的革命者，如同他們即

將成為的那樣。

但為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呢？投入有組織的政治行動以前，激進分子們對

於它知道些什麼呢？在中國共產黨創立之前，可以找到《共產黨宣言》的幾

種譯本；《新青年》和《晨報》的附刊上還有介紹歷史唯物主義的文章（河

上肇著）。考茨基的《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有兩種譯本，一種為國民

黨的理論家戴季陶所譯，但是《資本論》本身卻只有經過大量刪節的中文字。

譯成中文的還有《僱傭勞動與資本》、《哥達綱領批判》、《法蘭西內戰》、

《論猶太人問題》、《神聖家族》、《哲學的貧困》、《政治經濟學批判手

稿》，以及《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在北京大學的圖書館中收集

有數量相當可觀的英文、德文、法文及日文的共產主義文獻，李大釗在和他

的社會主義青年小組的討論中，利用了這些文獻。除此之外，十月革命自然

地把激進分子們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布林什維克領導下的俄國。列寧的《國家

與革命》、《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

派”幼稚病》，以及托洛茨基的《共產主義與恐怖主義》和《布林什維克主

義與世界和平》都譯成了中文。列寧於　１９１９　年　１２　月在聯共八大上所作關於

蘇聯共產黨章程的報告的中文字，在《新青年》（第　８　卷，第　３　和第　４　號）

上分為兩部分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