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出了一條不可避免的教訓：

思想革命是中國改革的先決條件；見其《中國的意識危機》中關於魯迅的一章。

之間社會地位的懸殊，也是由於時間的嘲弄將他以往的歡樂變成了今日的悲

傷。他清醒地看到自己已經不再能進入囚禁閏土的那個世界，也無力將過去

的朋友從中解放出來。因此他的孤寂是認同感被絕望所窒息的結果。仍然是

知識分子的洞察力，使得過去與現在的矛盾變得更加難以忍受。

《在酒樓上》的那位故事的講述者，也同樣在一家酒樓裡和過去的朋友

不期而遇。兩位朋友過去都有激進的理想，而現在又同樣地意志消沉。因此，

當故事的講述者聽到他的朋友說起此次給他的弟弟遷葬和拜訪老鄰居的情景

時，他們相互之間的理解幾乎完全一致：故事的講述者和小說的主人公，實

際上可以看作魯迅本人的兩個藝術的再現。透過巧妙地安排兩個人物之間的

交談，魯迅在小說裡巧妙地進行了自己內心的對話。

魯迅內心的矛盾在這個故事裡並沒有得到正面的解決。正如帕特里克？哈

南教授所指出的那樣，《在酒樓上》和《故鄉》的中心思想，都是“不能實

現魯迅那一代人為之獻身的為社會服務的理想和道德的理想”；這牽涉到“個

人的良心甚至罪責的問題”。①《孤獨者》是魯迅小說中最傷感的一篇，其中

罪惡感和幻滅感進一步蛻變成自我厭惡和自我失敗主義。小說的主人公魏連

殳經過了一連串的挫折之後，又參加了他祖母的葬禮，失去了生活中最後一

點親屬之情，他面臨使一切厭世者苦惱的中心問題：生活中還有什麼東西值

得為之活著？魏連殳在他的最後告別信中所作的回答很有啟發性：

我失敗了。先前，我自以為是失敗者，現在知道那並不，現在才真是失

敗者了。先前，還有人願意我活幾天，我自己也還想活幾天的時候，活不下

去；現在，大可以無須了，然而要活下去……

……

我已經躬行我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了。

我已經真的失敗，——然而我勝利了。

你以為我發了瘋麼？你以為我成了英雄或偉人了麼？不，不的。這事情很簡單；我

近來已經做了杜師長的顧問……”①

這最後的諷刺語調使魯迅的覺醒了的孤獨者形象面對痛苦的結局。他已

經失去了天才的狂態，失去了孤獨的英雄主義的氣派，甚至失去了怪癖和玩

世不恭的傲慢。他自暴自棄，與世疏遠，不受賞識，這種生活將他引向絕望

的盡頭：透過自殺性的妥協行為——“無可挽救的死”——他加入了庸俗的

大眾。

《孤獨者》作於　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正是魯迅的消沉達到最低點的時候。但

是他沒有跟隨他的主人公，而是在此後的幾年裡逐漸從中解脫了出來，從政

治上走上獻身“左翼”文學的道路。他生活中的這一階段被稱為上海時期（１９２８

—１９３６　年）。他的這兩部短篇小說集，代表了他在五四運動中最初的“吶喊”

和高潮過後隨之而來的“彷徨”。為作為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魯迅與他較年

青的同時代人根本不同的心態，提供了極其深刻的佐證。作為一個閱歷豐富

的中年人，魯迅具有更成熟的洞察力，能夠透過五四反對傳統的浪漫主義的

光輝找出隱藏在後面的問題和衝突。對這些問題他沒有提出解決的辦法；實

際上他出於訓誡的目的而暴露病態，並未導致任何明確的醫治方案。什麼地

方也沒有看到“鐵屋子”的破壞。但是魯迅卻比任何其他作家都更成功地、

① 帕特里克？哈南：《魯迅小說的技巧》，《哈佛亞洲研究雜誌》，34（1975　年），第　92—93　頁。

① 魯迅：《彷徨》，第　134　頁。

尖刻地嘲諷了一些“鐵屋子”中的“熟睡者”。他並且成功地以極大悲痛與

激情，揭示了劇烈轉變時期中覺醒了的知識分子的悲慘命運。即此兩點，魯